2004、2005的雪碧我型我秀中脱颖而出的四名中国玉女Yan、Ting、Jia Jia和Cizzy（中文名字应为贾青、刘钰佳、夏倩和段曦，但是明镜在线报导中有几个名字很难对得上）跟她们的经理一起坐在柏林一家中餐馆里。这个经理叫阿克瑟尔.克洛普罗格（Axel Klopprogge），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典型的德国姓名。他的爱是柏拉图式的，他恋上了他的四名中华女孩，为了她们，他颠覆了自己整个的人生。不过，颠覆自己的人生这种事，他一生中不是第一次做，80年代初，他写了诸如“我要乐趣”这样的歌曲，后来在好莱坞当制片商，再后来到北京当政府顾问，在上海当广播制作人。

在上海，49岁的克洛普罗格是偶然当上了“雪碧－我型我秀”的座上客的。这4名少女让他立即触了电。他说：“我动用了一切杠杆，要让这几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做出一番事业来。”

他的理想实现得很顺利：从上周五开始，在德国商店里可以买到中国玉女组合的CD了。而在此之前，中国流行歌曲根本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注意。

大约七年前，德国人在柏林见到了从北京跑来的中国摇滚巨星、女歌手罗琦。那时，摇滚在中国还是禁忌的。罗琦说，中国的流行歌手们为了接近西方玉女形象，割了双眼皮，几乎不自己写歌，一切模仿西方，除了割眼皮之外。

然而，坐在柏林那家中餐馆后厅里的四位中国玉女却不明白我们对她们说的是什么。Cizzy说：“我们什么也没割。我们喜欢真实面目。明天我们就要为TV Playback唱歌了，可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怎么做。坦白地讲，我们觉得有点象个骗局。”其他几位玉女听着直点头。她们都说不明白她们对欧洲、德国和柏林的印象是什么。她说：“这里太安静了。”在比其它德国城市热闹好多的柏林说这话，让柏林人听了不知有何感想。

抱着我们对中央帝国的成见，我们是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今天的青年人的。穿着毛制服的蓝色大军这些少女根本没有经历过。当玉女们从她们下榻的中国宾馆走出来时，或者在她们登台的音乐厅门口，对着她们直闪的是手机相机，海报上没有党旗的红色或毛泽东的形象，而是如花似玉的童真少女形象。Yan说：“有的人跟我一样，有在文革里被赶到农村去过的父母。除此以外，老中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毫无影响。我的父母也早就回到了城里。”

至于是否只有中国的城市经历着变革，而农村仍然挣扎在古老的泥潭里，这几个女孩也不同意。Cizzy说：“我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来自只有两百万人的小城市。”OK，关于人口规模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说。克洛普罗格补充道：“中国是个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如果礼拜一宣布XY品牌的运动鞋流行，礼拜五全国都会穿上这种鞋，而且不光在大城市里。”

在我们跟这4位来自中国的美少女相处3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她们跟这里的青少年的区别只剩下了一个：对吃的兴趣。“欧，对对对对，”Yan说，“这方面我们是有区别的。”她跟她的女友们都“喜欢做饭，吃饭，谈论美食。听说你们这里有些东西不吃，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她说话时，她的伙伴们正啃着鸡爪、牛肚，和其它在德国被美食家们鄙视抛弃的东西。Yan微笑着说：“我们也从来不为了省时间而在汽车里吃东西。我们宁肯活干得快一点，为了争取赢得吃的时间。”她的朋友补充道，在经济繁荣的中国，当然有许多人会在汽车里吃东西。Ting“做点模特儿”，开着一辆全新的奥迪穿越上海。对一个22岁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生活水平。

只是跟这些年轻女士谈音乐却有点困难，中国这几十年来严厉的文化政策显然留下了痕迹。中国的流行地平线直到今天，才有了点放松的迹象。

尽管如此，中国在流行音乐领域的追赶完全可以获得象其它领域那样的成功。尤其是因为，年轻的中国男女有着一种在我们国内几乎引起恐惧的道德：他们信任自己，信任自己的国家。Cizzy说：“你们的汽车我们现在也在造了。现在有许多外国音乐制作商和唱片企业代表来到我们那里，待在那里。但是，再过几年，这些我们自己就都会了。”会了以后呢？“那时候，你们的音乐家歌手们会到我们那里去，在我们那里录制他们的歌片。我相信，他们在我们那里会很高兴的，我们是快乐的人。我们会做很好吃的饭。”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的饭菜比我们的好吃？Cizzy吃吃笑着，转开了目光。他们仍然是客气的，这些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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