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明哥、阿诗、MLA：香港违禁歌手，和他们的中国粉丝》，作者孙小椒说， 2014年雨伞运动，是一些艺人被初步封杀的导火索。那年6月黄耀明的微博被封，因为他在演唱会大荧幕播放了赵紫阳、崔健、陈冠中等人的名句。2014年雨伞运动，也创作了支持伞运的作品，随后他们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巡演被取消。2017年，黄耀明在土豆、优酷等影音网站的内容被下架；2019年，达明一派的内容被全网下架。随著2013年中国高层领导人换届以来，中国的言论管制越发严密，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都有不少艺人疑因政治表态而纷纷登上黑名单，包括歌手黄耀明、陈升、李志、何韵诗，演员黄秋生、叶德娴，乐队团体灭火器、Rubberband、C all star，填词人林夕等。

文章说，一般被封杀的歌手的歌迷群体，大家都会有那种“命运共同体”的感受，都会在群组中相互帮忙解决各类问题，最基本的，例如怎么听歌的问题。何韵诗的粉丝阿文说， “一开始只有一个群，后来被彻底封杀之后，大家都需要一个可以一起追星的地方，于是慢慢从一个群（发展）到现在四个群。”由于害怕遭遇网络暴力甚至举报，接触404粉丝社群需要经过重重考验，戏称为“政审”。他们一般都会认同作为歌手艺人有责任去为社会发声，佩服她的勇气和坚持。

脱贫只是官方数字游戏？

台湾《报导者》发表文章对《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作者罗谷（Dexter Roberts）的采访。文章说，在计划经济精神与政治挂帅的文化下，什么经济社会目标势必都会如期完成。罗谷在安徽小岗村的见闻，不出外界预料，脱离贫穷只是官方统计数字的游戏，许多民众生活并未实质改善。然而，也有报导指出，中共大撒币在乡村铺建基础设施，厕所、道路、电力，补助改建房舍，确实使部分人民有感，提升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度。至于民众争取权益的抗争、维权，中共显然更优先考虑维持社会稳定。在严密的“天网”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和网格化管理的社会控制机制下，加上疫情以来“健康码”的广泛推行，群众已难以串联。

文章说，在中共垄断政权下，豪商富贾与中产阶级并未如“现代化理论”推测的争取政治民主，只想与中共权贵共谋分赃。中国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精神驱动力。中共常夸耀“举国体制”优势，特别在宣传抗疫成就和“嫦娥五号”登月等重大科技成就上──只要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即使是科技先进、睥睨群雄的美帝也会像韩战时被击退，没什么事不能克服。中国能否打破国家失败的命题，只能留待时间见证。

香港自由的代价越来越大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在采访过程中查车牌被判有罪，成为第一个查册获罪的记者。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自由，从日用品变奢侈品》，作者李平说，当记者的查册等采访行为是基于公众利益时，不是记者要有特权，而是传媒在行使监察权、履行监察责任，如果因此被检控、被定罪，何异于裁定传媒监察有罪？这堵塞的不是市民私隐暴露的漏洞，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作者说，更令人心寒的是，今日香港，不只是新闻自由受到侵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集会游行权、自主的参选权和投票权等都受到侵犯。自由与法治，都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柱。它们渗透在港人的日常生活，让港人习以为常。但是，自由在香港正从“日用品”变成“奢侈品”，市民为获得自由，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