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023年上海的万圣节游行是2022年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以后上海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议报”发表文章《政治隐喻与去中心化社会运动——评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作者黄意诚指出，当下中国的文化霸权被官方严厉把持，强调一种疯狂的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父权制是同构的。习近平就是中国父权制最核心的符号，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绝对的禁忌，不允许任何人触碰。在上海万圣节游行中，我们看到很多LGBTQ的元素。如有女子将自己装扮成阳具，最后被警察带走。这样的行为艺术嘲讽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现状。遍布中国街头的巨幅习近平画像也是这种阳具符号的隐喻形式。对符号秩序的挑战和对暴力机器的挑战是等价的。其他如程蝶衣（张国荣）扮演的虞姬形象，以及许多其他模糊性别界限的化妆表演，也可以看作对社会性别秩序的挑战。
作者说，对于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社会运动，官方很难直接禁绝，因此采取收编的方法。对于一些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图像（如“达到程蝶衣”）采取了封禁，其他的图像则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在内网传播。这与中国官方严禁民众在内网提及“白纸运动”形成反差。但只要民间有自组织的能力，就总会发出“不和谐的杂音”，进而与官方话语对峙、叫板。未来官方的话语仍会继续与民间进行来回拉扯的攻防战。相比于现在已经“筋疲力尽”的香港社会，内地如上海的社会运动仍然在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有很大的社会能量没有释放出来。可以预见到2023年上海万圣节游行会载入上海和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之中，未来年轻人在去中心化的实践中，也必然会自行发展出更加多元化且有创意的抗争形式。
经历了疫情封控和经济社会跌宕，在被视为中国最西化城市的上海，今年的万圣节狂欢中，出现了不少借变装针砭时事、抒发郁闷的年轻人。
图像来源: VCG/Getty Images疫情期间令人谈虎色变的防疫人员“大白”出现在万圣节的惊悚游行中，似乎十分切合主题。这位“大白”手持一支巨大的棉签，让人们回想起“清零”期间里陪伴左右的核酸检测。对很多上海人来说，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留下了持久的伤痛。
在中国的劳资合同中，一般会把雇佣或购买服务的一方，即雇主称为“甲方”；而提供劳务的一方为“乙方”。乙方相对于甲方来说往往居于弱势地位，要满足各种要求而难以得到相应的报酬或发展机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一脸绝望的“乙方”在万圣节的上海街头并不少见。
上海的万圣节游行中，可以发现不少“中国特色”。除了甄嬛、唐僧等中式古装人物，西方万圣节的一个核心形象“死神”，也有中国版——黑白无常。而无常帽子上的文字，也十分耐人寻味。
上海欢庆万圣节的现场，围观看风景的人多于变装者。而与欧美国家万圣节仅围绕恐怖惊悚主题不同，在上海可以见到更宽泛的视角、更多有创意的形象。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感慨“上海万圣节可比西方有意思太多了”。
参加街头万圣节的以年轻人居多。目前中国年轻人就业求职艰难，而正值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劳动市场前景，很多人平时也在网络上吐槽自己的沮丧。这几位显然想借万圣节化装的机会宣泄一下内心的郁闷。
尽管与往年一样，依然有人批评“过洋节”是崇洋媚外，但上海当局对今年的万圣节庆祝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没有进行太多的干预和限制。目击网民发布视频和贴文称，有个别题材、行为敏感的变装者被警察驱离，包括一位“大白”和一位装扮成作家鲁迅、当街朗诵其作品的男子。
《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将上海的景象形容为万圣节的“中国化”，并呼吁社会“多给年轻人一些无拘无束的空间”。微博博主“呆若木一”写道：“上海万圣节的变装表面看是一场狂欢，但太多变装的背后都是普通人心里的一块伤，终于有机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拿出来宣泄分享”。
李克强的十年：偶尔试图挣扎，没有出彩政绩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从“破壁者”到“隐形人”：逝者李克强，和他担任总理的中国十年》，作者卢杨、韩大狗和荒川回顾了李克强从2013年3月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到2023年10月去世这十年的政治经历。文章指出，在第一个总理任期之内，无论是什么原因，“李克强经济学”没能够充分展开，也失去了其在实践中检验长期效力的机会。尽管如此，李克强的经济路线，获得了长达三四年的贯彻空间。其中的许多尝试，也大幅度影响、定义，并依旧主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
在李第二个任期的末尾，二十大即将召开之时，反而在境外的媒体与言论平台出现了不少政治流言，称党内退休老干部对习近平的清零路线不满，有意让李克强接任一把手，即所谓“习下李上”。文章认为，老干部们就算存在不满，他们的政治影响也早在2012到2017年这五年间，就已经被肃清。李克强通过胡锦涛和“团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实在只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之中。李克强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已不可能对政局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即使对于他本职之内的经济工作，也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他的想法相比于习而言更为现实和理性，但本身其实也并未有多少能力扭转颓势，更不用说是被捆住手脚之后了。
文章指出，如今，在怀念生前主政十年中很难说有出彩政绩，偶尔试图挣扎，又手脚日益无法伸展的李克强时，他生前所言“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再成为线下和线上人们使用的一个符号，在憋屈与无奈的现实中，寄托著一丝渺茫而不失由衷的希望。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68岁猝逝。他今年3月才刚刚退休。不过，早在去年的二十大，他就已失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普遍认为，他任总理的十年被“架空”了职权；与独揽大权的习近平之间，他在公开表态中仅有些许意见不一致的迹象。
图像来源: 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架走离场，临走时轻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则点头回应。李克强曾被认为是胡锦涛支持的“共青团派”接班人。然而2012年，习近平最终成为最高领导人。在二十大上，李克强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确保了自己的第三任期。
2013年，李克强开始总理第一任期。在任期间，拥有经济学博士的李克强强调简政放权，提出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巴克莱资本当年发布报告，将李克强的经济增长计划称为“李克强经济学”：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
据《经济学人》2010年引述维基解密，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曾于2007年向时任美国大使表示，GDP数据不可靠，他通过火车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来判断该省经济状况。《经济学人》由此引申出“克强指数”的概念。图为2007年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在北京出席中共十七大。
然而，习近平上任后成立多个“领导小组”，其中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这些举动被认为是架空了李克强总理职务下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政府职能，从而让习近平做到“大权独揽”。
2020年1月27日，李克强作为“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受“习近平委托”，视察了武汉。习近平则是在3月10日才前往武汉。当年10月，习近平宣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然而，疫情拖长，持续了三年。长期封控使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大范围陷入瘫痪。
2020年5月，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六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一表态与习近平此前的说法大相径庭。习近平当年3月称，到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李克强在随后视察山东期间，还提出“地摊经济”，认为是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然而这一说法也受到一些官媒的“降温”。
2022年8月，李克强视察深圳盐田港时表示：“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一表态他在当年3月的人大会议期间也曾作出。李克强在深圳还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然而，中国“国进民退”、外商对投资环境感到不确定却是现实。
李克强2011年任副总理期间，曾在访问香港大学时发表英文演讲。据媒体报道，他任总理出访时，也曾使用英语发言或交谈。他的妻子程虹则是英语教授，从事美国文学研究。图为2018年李克强夫妇访问柏林期间，与德国总统伉俪会晤。李克强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在北大就读法律和经济。
2014年，李克强访问柏林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他在日程间隙参观了一家超市。2015年，默克尔访华期间则前往了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省。
李克强的仕途也并非没有争议。他曾于1998-2003年在河南省任职。德国之声2013年报道，中国卫生部前官员陈秉中批评，李克强前任李长春主政期间，在河南推行"血浆经济"导致河南农村爆发艾滋病疫情；而李克强受命掩盖真相。中国官媒报道，2023年10月27日凌晨，李克强心脏病突发在上海逝世。
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第4期发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周保松的文章《自由爱国主义》。文章认为，未经充分反思且得到合理证成的爱国主义，不值得我们无条件服从。要满足这条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容许公民对爱国主义的各种主张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也要容许人们有是否爱国及如何爱国的选择空间。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些主张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明智判断。
文章说，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会特别重视四项价值：秩序、自由、平等和正义。也就是说，一个值得我们效忠的国家，必须以这四者作为它的宪法基础。这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这些价值完全实现，才去认同这个国家，而是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追求和实现这些价值，我们也以这些价值去判断和约束国家的作为。如果既有的政体严重违反这些价值，我们就没有认同和效忠的义务，甚至有不服从以至反抗的理由。
作者强调，在民主社会，爱国不是强制性的政治义务，人们对于应否爱国以及如何爱国，可以自由辩论，甚至可以对国家的重大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和质疑，例如发起各种反战运动。经过自由思考和严肃探究后形成的政治信念，会令个体更加知道自己为何而爱、如何去爱，以及爱的界线和限度。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公民有过度的爱国狂热，而只需要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过好自己的生活，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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