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政治学者吴强在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称中国化工灾害或引发政治危机。吴强称，在中国人长久的历史记忆中，自然灾害爆发后，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政权合法性的危机，灾民往往也成为揭竿而起的主力。这种传统的灾害政治观念，深深嵌入在董仲舒所确立的“天人合一”儒家政治模式中，自然灾害与政治合法性息息相关。直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句“多难兴邦”才算终于转换了这一传统的灾害政治负担，维稳政治成为灾害政治的遮羞布，也将传统的灾害政治去政治化了。

吴强说，13日天津滨海新区的化学品仓库大爆炸，似乎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灾害的记忆。在集体记忆被严密控制的坚硬外壳下，一系列工业灾害尤其是化工、化学品灾害彷佛刹那间鲜活起来。这只是新的灾害政治的一面，另一面是这种大规模工业化时代各种利益相联结、相冲突与城市生活、城市人群密切相关，如中石化黄岛管线爆炸或大连石化大火，以及历次邻避抗议，都暴露了这种即便符合陈旧生产安全标准或规划要求也难以避免的高密度渗入，政商关系高密度渗入、工厂分布与居民空间高密度渗入、潜在灾害区域与互联网公共空间高密度渗入，都自我消解了维稳政治一贯的分隔策略。

天津爆炸与香港治理

时事评论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梁振英2013年访问天津时称，自己九十年代起已担任天津市的顾问，见证着天津城市发展，觉得目前的香港可以借镜天津经验。

今天的天津大爆炸，不能说与梁振英的顾问角色有关，“但大陆体制强调行政主导，既无立法制衡，又无媒体监督，难道不正是这些灾难产生的人为根源吗？梁振英上台以来，不正是要力推行政霸道，要削弱立法会和媒体对政府的监察权力吗？”

李怡说，天津和大陆其他的人为灾难，正是在“当官的学和珅”的情况下发生的。梁振英要贯彻的行政主导，不是新加坡“其身正”的行政，而是大陆“其身不正”的行政。“梁振英的治术，同他‘与有荣焉’的天津可说一脉相承，都是以‘其身不正’的行政霸道衍生大灾难。”

人民币贬值还远远不够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认为，人民币贬值不该浅尝辄止。克鲁格曼讽刺说，“你是不是开始感觉到，在经济政策上，说一不二的习主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认为，不管官方数据怎么样，中国的经济走势显然是不妙的，需要进行货币刺激措施。然而中国既没有让人民币汇率浮动，也没有充分地贬值，让投资者觉得未来一定会上涨。它只是稍稍有一些贬值。

克鲁格曼说，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肯定会出现大幅贬值。但这会严重加剧贸易对立，给外交政策带来麻烦。也许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打算走出这一步。他们只是走出了一小步，创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效益，却导致前景预期的不稳定。“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今世界的治理者是多么缺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