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退休的病毒专家福奇本周回到美国国会,在众议院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委员会面前作证。《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作者Alina Chan(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也是《病毒:寻找新冠病毒的起源》一书的合著者)认为,尽管大流行的起因一直备受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从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公共记录、用在线数据库进行的数字调查、分析病毒及其传播的科学论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泄密——表明,大流行发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病毒从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泄漏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科学史上代价最惨重的事故。
Alina Chan在文章中列举了各方面的证据,其中包括在疫情暴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提出了制造具有SARS-CoV-2特征的病毒的建议。2021年,“截击”网站公布了一份泄露出来的2018年为一个名叫“化解”(Defuse)的项目提交的资金申请,这份申请书描述了制造与SARS-CoV-2惊人地相似的病毒的方案。化解”项目提出寻找并制造带有一个独特性质的刺突蛋白——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该特征增强了SARS CoV 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使其能够引发大流行。“化解”项目从未得到美国的资助。不过,福奇在周一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武汉病毒所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不需要依靠美国的资助。
文章还指出, 一个骇人的细节是,石正丽团队的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就出现了类似新冠病毒疾病的症状,这个泄露给《华尔街日报》的细节已得到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证实。其中一名科学家的名字在“化解”项目资金申请中是作为病毒工作负责人出现的。该细节中的科学家否认他们曾患病。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某个动物的假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如果说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贸易的话,关键的证据仍然缺失。
作者认为,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调查人员应该顺着最有力的线索,用法庭传唤来获得所有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提案、手稿、数据和商业订单。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即新冠病毒疾病出现前的关键两年)的交流,很可能具有启发性(而且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配合就能获得),但在大流行开始已经四年多后,公众仍没有看到这些交流。
美国迄今记录到100多万与新冠肺炎有关的死亡病例,成千上万儿童失去了父母。疫情会结束,但失去亲人者可能永难释怀。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这是14岁的朱利叶斯·加尔萨(Julius Garza)。他在疫情中失去了养父大卫·加尔萨(David Garza)。朱利叶斯比弟弟记得更清楚,2015年养母和养父收养他们的那天之前,生活是什么样子。他说:“爸爸死亡是迄今为止发生在我身上的最悲伤的事情。我永远无法释怀。”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朱利叶斯和他12岁的弟弟艾丹为死于新冠肺炎的养父祈祷。每月30号,全家人都会举行纪念仪式,共同缅怀大卫·加尔萨的一生。2020年12月30日,他在德克萨斯州的康弗斯(Converse)死于新冠肺炎。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养母玛格丽特和养子朱利叶斯紧紧相拥。他的生母抛弃了他们哥儿俩。他们的生父因性侵他们的继妹而入狱。他们由此进入收养家庭系统。有了这么多艰难经历的朱利叶斯,现在尽力试图面对和消化失去养父的痛苦。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2020年5月,在伊利诺伊州马特森市(Matteson),13岁的贾斯蒂斯·麦高恩(Justise McGowan)也因新冠病毒失去了父亲史蒂文·麦高恩(Steven McGowan)。爸爸生日那天,她坐在台阶上。新近,美国死于新冠肺炎人数突破100万。拜登总统在电视讲话说:100万例新冠死亡,100万张家庭餐桌旁出现一张空椅,每一个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贾斯蒂斯的头靠在母亲桑德拉肩膀上。丈夫史蒂文去世后,桑德拉·麦高恩-瓦茨(Sandra McGowan-Watts)试图尽可能保持女儿贾斯蒂斯的生活习惯。去夏,修剪花园灌木的时间到了,贾斯蒂斯找到了父亲的绿篱修剪机,立刻开始了工作。桑德拉说,“她做了他会做的事情”。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贾斯蒂斯从烤箱里取出一盘烤好的饼干,回忆起她和爸爸曾有的传统。许多儿童的生活一夜之间剧变,不得不面对情感上的挑战。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各级政府的计划中都未包含对像朱利叶斯和艾丹兄弟这样因新冠大流行瘟疫而至少失去一个主要照顾人的美国儿童做登记。研究人员估计,相关儿童超过21.3万。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艾丹常用现在时态提到爸爸,仿佛大卫仍坐在客厅对面他最喜欢的那把扶椅上,叫这个12岁的孩子过来看《星球大战》系列。艾丹说:“他这么开心。每回拥抱他时,我都会觉得自己就像在触摸一朵云。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艾丹、朱利叶斯和玛格丽特对着他们称为“那个容器”的大卫的骨灰盒祈祷。失去他们的爸爸后,玛格丽特确保养子们得到心理咨询。即使疫情终会终结,像她这样的家庭仍会受到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她说,“我们的‘常态’会和他人的不同,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亲人”。
图像来源: Callaghan O'Hare/Reuters 为什么中共对六四纪念镇压愈加强硬?
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对六四纪念活动的打压及其对安全的偏执追求,作者林慕莲(Louisa Lim,墨尔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遗忘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指出,六四镇压三十五年过去了,然而北京似乎比以往更加坚定地镇压各类纪念活动——即使是远在中国境外的小规模活动,也通过威胁他们在国内的家人都方法来干预。这种镇压看似非理性:其目标并非一定是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行为影响范围有限,而镇压行为则涉及到了远离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基本自由。然而,这却体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正在将中国变成一个“国安至上”的国家,“国安”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甚至渗透到个人层面。
文章说,此前中共的合法性一直依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它需要另一个凝聚点,故而继续发掘和利用一个世纪前屈辱的民族主义创伤。为此,当局不惜进一步伤害经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国家安全所牺牲,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六四流血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中国当局仍然试图抹杀一切有关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但是,美联社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 等记者还是成功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画面。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天安门晨曦下,抗议者用塑料泡沫和石膏材质在金属支架上树立起一座高约10米的民主女神像,女神所处位置正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6月4日清晨,士兵动用坦克和武装车辆推倒了这座塑像。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之前,局势已经趋于紧张,但市民们经常会向士兵和警察送东西。有时候,入城部队会与示威者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图中这位女警在天安门广场上引吭高歌,而几天之后,军队进驻,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1989年6月3日,六四镇压一天之前,人民大会堂附近,一位妇女被夹在了民主派示威者和军队中间。当天午夜,第38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最终夺取了被示威者占领数周的天安门广场。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镇压之前一天,数千名示威者围绕在一辆公共汽车周围,一张摆在车顶的桌子上摆放着缴获的武器。在政府宣布戒严之后,士兵和示威民众之间曾一度关系微妙。示威者有时向士兵送上礼物慰问,而部队也曾暂时退却。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6月3日深夜,一辆装甲运兵车刚刚冲破了示威者搭建的路障,便在人民大会党门前被示威者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士兵正在准备对示威者开火。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6月3日晚间,示威者在天安门长安街上点火焚烧一辆装甲运兵车。这是摄影师威德内尔(Jeff Widener)当晚拍摄的最后一幅照片,此后不久他便被示威者掷出的砖头意外击中。虽然遭受剧烈脑震荡,但由于手中相机的外壳抵消了大部分冲击力,威德内尔逃过一劫,没有生命危险。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6月4日,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之后第一天,一辆装载着士兵的卡车在北京宾馆门前的长安街上巡逻。当天,一辆类似卡车上的士兵向北京宾馆大堂内站立的旅游者开枪。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6月4日,一个拿着购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长安街的正中间,试图阻挡坦克编队的去路。二十五年之后,此人的最终命运依然不为人所知。这一场景成为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图像之一。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6月5日,一群民众在长安街上展示一张据称摄于当地一处太平间的图片,画面上的死者据称都是38军士兵在抢占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枪杀的示威者。死者身上巨大的创口显示士兵动用了达姆弹。大赦国际组织认为,至少300名平民被杀。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军队镇压民主运动后,两位妇女正在打扫广场,她们身后是一辆已经被烧毁的公共汽车。抗议运动中多辆汽车和军车被烧毁,一些士兵因此身亡或受伤。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1989年5月下旬,美联社摄影记者威德内尔(左)和华人摄影师刘香成在紫禁城前留影纪念。当时可能他们都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中国政府便动用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
图像来源: Jeff Widener/AP 习近平面对中国经济的“四个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为什么习近平不救中国经济》,作者肯尼迪(Scott Kennedy,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总结了四种“中国当局不救经济”的原因,称之为“四个不”(The Four Nos):“不知道”、“没办法”、“无所谓”和“不同意外界的评价,我说的对”。
“不知道”是指下级官员不愿意把中国经济的问题反应给习近平。文章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听说中南海的基层官员已要求外部研究人员只提交正面报告”。原因在于,“干部们……担心他会责怪传递消息的人”。
就习近平和其他的团队知道的部分,作者将施政不利的原因归结为该团队素质地下、能力不足,将其称为“替补队员”(B team)。作者引用多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实际上“领导层就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然而并没有找到任何方法。
作者认为,根源在于中国领导人觉得经济问题“无所谓”, “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的权力垄断和他个人的政治主导地位。尽管媒体报道他视察工厂并就各种经济挑战举行讨论会,但他自己的日常工作可能主要是处理安全和政治问题,包括人事决定,而不是经济。”
文章还指出,习近平并不同意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批评,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政策和道路才是正确的。中国领导层可能觉得“于失去了获得西方技术、市场和资金的可靠渠道,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 “中国领导人可以用一些证据证明他们的计划正在奏效——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最长的高铁系统……北斗卫星系统等等”。因此,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而这些技术既可以促进增长,又可以加强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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