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文章，批评了金刻羽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的论点。金刻羽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之女，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教授，经常在西方各种论坛鼓吹“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

文章说，虽然金刻羽在书中说中国模式仍在“试错”，但整体基调却错误地偏向于称颂。在她的笔下，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与中国当前的现实严重脱节：经济下滑、股市低迷、大量资本外逃。黄亚生说，事实上，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不遗余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金刻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范式来理解它。她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黄亚生指出，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拥有庞大的政府权力和儒家思想，1949年后又实行了国有制，但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

金刻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她所谓的“市长经济”。黄亚生说，对于一名“学院派经济学者”来说，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它与现有经济学文献中的大量证据直接矛盾，这些证据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牺牲了私营企业的利益，而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低于私营企业。正是“市长经济”错配了资本。

黄亚生还指出，“中国模式”另一个巨大的成本，牺牲了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多万。

金刻羽承认，美国的出口管制减少了流向中国的技术，但她相信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大力投资技术取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计划。黄亚生指出，正是中国模式的“两弹一星”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千百万农民饿死。

百度戒色吧与民族主义

百度戒色吧——一个拥有六百万会员的在线社区，创建于2010年10月25日——是中国男性体验并进行性禁欲的一个现象。戒色吧致力于宣扬性禁欲的好处，成员们试图通过性禁欲实现从“屌丝”转变为既颜值可嘉又事业成功的男士。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手淫有害，国家有难”：百度戒色吧与男性气质的塑造》，作者刘翀（利兹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和黄奇琦（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指出，考察这种性禁欲现象，需要注意一种文化背景：后社会主义中国对男性气质的理解正在转变，特别是当“花美男”和“中性男性”在影视文化中变得流行的时候，国家提出了所谓的“男孩危机”。

文章说，在戒色吧中，性禁欲与成为“理想”的男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成功”的和“模范”的帖子收到了大量的“点赞”，并被反复传播。例如：“我做到了！我已经保持性禁欲一年了！我认为我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我不再失眠和头痛……我的鼻炎也好多了。”“只因为我保持了性禁欲，我去了一所一本大学！”更重要的是，抵制淫邪的论述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度戒色吧中往往作为一个总称但没有任何具体解释）的联系，被成员们巧妙地用作性禁欲理由的基础。例如：“手淫会消耗你的肾气，这也会消耗你的脊髓和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手淫的人会有脊柱问题，患上驼背和颈椎病的原因。”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百度戒色吧的成员也试图扩展他们的个人福祉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理论：“这是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真理，源于我们5000年的传统文化。远离所有形式的欲望和性欲！你是一个男人，你应该为你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如钓鱼岛争议和南海问题。如果你手淫，你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呢？不要成为被日本色情鸦片操纵的东亚病夫！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你知道当你看色情和手淫时你有多么可悲吗？”

文章指出，在中国的公共领域，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性话题都受到某些限制，比如删除裸露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对性描述性文本的审查控制。网民必须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来替代与性相关的“敏感”术语。在这种背景下，在禁欲吧中对手淫次数、夜间遗精的恐惧、对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性幻想的详细描述并没有被删除。成员被鼓励以反对淫邪的名义分享这些经历，作为维持社区运作的一种方式，进行反思和忏悔。这种性讨论似乎成功地规避了严格的在线审查政策，因此有必要将这种非逻辑与对国家治理的理解联系起来，去理解为什么这种讨论既较少受到限制又非常流行。

作者认为，在百度戒色吧中，民族主义和集体话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有当最危险的敌人——也就是淫邪——被击败时，成员的个人价值和国家繁荣的梦想才能实现。这种逻辑的形成展现了文武范式的基本元素，从而重新稳定了中国男性气质的传统规范。重要的是，这种重构的男性气质作为被特权阶层操控的控制工具，迎合了国家治理的需求。这种个体化的逻辑简化了和否认了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任何结构性问题和交叉性不公。因此，解决问题的责任又回到了个体身上。

同一个宣传机器：从“少生好”到“多生好”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三个最好：中国计划生育宣传的变化》，作者Isabelle Qian和Pablo Robles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严格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通过街头横幅、大众文化和公共艺术中的标语融入了日常生活。现在，面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中国正在利用许多相同的宣传渠道传递相反的信息：多生孩子。政府转而提倡“生育文化”，为孕妇举办选美比赛，制作说唱视频，宣传生儿育女的好处，还在春晚显著位置播出了宣传二孩或三孩家庭的公益广告。

从 1980 年到 2015 年，中国政府通过大量宣传警告说，多生孩子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官方言论将更多的家庭成员描绘成实现繁荣社会的基石。当时，官方的计划生育宣传鼓吹“国家来养老”，如今却强调自力更生和家庭支持养老的重要性。文章说，这项宣传工作遭到了广泛的嘲讽。批评者认为，这场运动表明决策者对人们在抚养多个孩子时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成本和其他挑战视而不见。他们还嘲笑最近政策是在几十年间通过强制堕胎和巨额罚款限制生育之后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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