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中港行动者对谈：香港大解散？不能让政治否定公共的价值》， 指出国安法之后，香港多了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比如47人案中很多被告“颠覆国家”，另外也有人被告“煽动分裂国家安全罪”。而这两、三个月，“煽颠”在大陆的使用也扩大到了像独立记者黄雪琴、劳工NGO王建兵、或年轻学者方然身上。 

对谈者认为，确实是有一个趋势，以前这些罪名都用于很具有对抗性的行动，比如说法轮功啊、冲击国家机关啊、一些直接挑衅的行为，强烈反对政府合法性的，才会引用这个罪名。但是近几年，他开始打压没有那么强烈地去挑战现有政权合法性的一些个体，不管是思想上或是个人。有些人只是倡导去某个理念，但是他并不是去直接挑战整个合法性，但他就会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如果你关心的是比较偏泛公民社会类的民间自主组织，不是具体议题，而是偏公民社会类的这种社群组织，都会被认为可能是挑战它的正当合法性。对于活动人士来说，“颠覆国家政权”成为一种“口袋罪”。 

对谈者说，以前香港的统治是基于一种协商性的政治，一个ruled by negotiation，在不同政党、利益之间需要中间人去调和，扮演利益上沟通的角色。香港政治现在是基于恐惧的管制，变成一个ruled by fear，不再有政治上的这种协商，这个机制就被国安所替代。 

美中关系“画风大变”，对台湾而言不是坏事？ 

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美中各自内在压力让两国关系步上和缓新阶段》，作者黎蜗藤认为，9月以来，美中关系“画风大变”，从极度紧张开始出现缓和迹象。 

文章认为，光看中国的战狼话语会觉得美中势不两立，但这种话语有不少对内宣传的成分，并不一定如实反映高层对美立场的强硬程度。以“两份清单”为例，在谈判中不可能没有各自的问题列表。在谈判中提出清单并不意味著对谈判对手有多强硬，反而高调公开和宣示清单才是战狼行为。这种行为明显是给国内民众“打鸡血”提振民心用的，而不是针对对手。当然，这种效应外溢到影响美国的对中政策，让拜登不得不强硬，这未必是中方所愿。 

作者认为，中美两国都面临各自的内政问题。中国近期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牵涉到江泽民、习近平内斗：一个是对“刀把子”政法系统高层的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和原司法部长傅政华双双落马。一个是中共“打土豪”之举，即以“反垄断”和“三次分配”为名，打击以网路产业为主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它们原先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在一下子人人喊打。这些企业──特别是阿里巴巴──都是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也大多带有前朝官宦的白手套之嫌。习近平对他们开刀，既有不允许功高盖主、不让私企做大的成分，也有打压前朝的成分。 

文章说，在经过长时间的美中紧张对抗之后，美中关系正逐步缓和，这符合两国目前的利益，也有助两国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至于能缓和到什么程度，将视乎双方的互动。台湾将会在这个时期内保持稳定，这对台湾而言不是坏事。 

中国自由派应该和各国难民同声共气 

最近以来，美国边境巡逻队暴力驱逐来自海地的难民一事传入中国互联网，获得中国网民的普遍赞。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难民问题与中国大陆的反难民情绪》，作者王庆民认为，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尤其普通国民的人权和生活状况）及对外关系，自然是不适合主动接收难民的（被动接收早已经存在了，来自朝鲜的“脱北者”就是），或者起码不适合大规模主动接收难民。一个国家当然首先还是要维护和发展好本国国民的人权，要让自己国民过上有尊严和基本权利及生活保障的生活。但是这不意味著未来中国社会和人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不应接收难民，更不应该对欧美国家接收难民充满鄙夷和厌弃。自己暂时不能行善就罢了，还诋毁别人做好事，对受害者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种心态是很丑恶的，令人不齿。 

文章说，作为饱尝系统性、结构性压迫之患害的中国自由派尤其人权律师，应该和各国难民有更多共情，与各国弱势群体同声共气，发声支持难民、支持各国政府利于难民的人道主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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