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尼克尔博士写道：“鲍尔克的评论文章再次赞扬了默克尔对中国执行的似乎坚定的人权政策，但是在公开鼓掌叫好的欢呼声中，挑衅性的姿态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施罗德建立、施泰因迈尔关心的人权对话和法制国家对话两大机制本来就是要在没有媒体喧嚣的情况下、通过交谈，达到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具体目标。现在对话机制冻结，这表明默克尔的做法多么笨拙，更不用说对一位最为看重面子的伙伴这样做。如果默克尔与侵犯人权的布什同心协力、成心这样做，那就更不是什么外交杰作了。”

杜塞尔多夫的维斯先生认为：“尤其在人权对话问题上，鲍尔克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由施罗德政府启动进行的这一对话在人权问题上已取得了许多成就。例如在德国专家的参与帮助下，中国的劳动法诞生了，它一方面缓解了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为职工停供了社会法律基础。

不重视对方面子的政策不会使双方接近，只能造成关系僵硬。此外，把以前对中国的政策说成是阿谀奉承也是不恰当的。”

慕尼黑的菲瑟尔博士写道：“一个有数千年文化、为人类作出许多贡献的民族不需要鲍尔克的训导。中国总有一天会自己摆脱从西方进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当年的冷战对峙也并非由某个自以为是的人或通过威胁姿态而结束，而是由共产体制自己。

任何人都没有不断挥舞道德大棒进行威胁的权力，更不用说我们德国人。达赖喇嘛是一个完全值得赞赏的人，但如果默克尔以私人身份会见他，中国的反应肯定会不一样。…… 这一挑衅性行动不能使历史退回远处，即使此后不久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同样挑衅也一样。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否都已事先商定？”

慕尼黑的菲女士写道：“我祝贺鲍尔克写出这篇评论。他写出了我们社会有义务做的事情：人权、三权分立和民主。悲哀的是，面对世界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压力，行为和价值往往不再具有一致性。这种压力看来正在逐渐遮住一些政界和经济界人士的目光，使他们看不到本质。长期来看，不进行全面对抗、迈出小步伐也能促成许多积极变化，这样的说法固然正确，但这一论点往往被人滥用，用来掩盖自己的利益或自身缺乏勇气和自信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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