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支蜡烛"。--1961年，当彼得·本南森（Peter Benenson ）在一篇文章中写下此言时，他可能不会想到，这句话有一天会成为大赦国际的准则。1961年5月28日，《伦敦观察家报》发表了这位英国律师撰写的题为《被遗忘的囚犯》一文。此前，在翻阅早报时，他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两名葡萄牙学生在一家餐馆因为自由干杯后被捕。

本南森义愤填膺，要求释放他们，并敦促读者写信给葡萄牙政府。不过，他走得更远。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使用了 "良心犯 "一词，以凸显那些言论自由遭到各种手段束缚之人的困境。他当年发起的 "呼吁大赦 "运动，实际成为大赦国际的前身。  

该组织的重点从最初的"被遗忘的囚犯"逐渐扩展，并 "从委托演变为使命"。20世纪70年代，该组织重点关注了多个拉丁美洲独裁国家的囚犯待遇问题，并发起反酷刑和死刑运动。1977年，大赦国际获诺贝尔和平奖。

1980年代，其它议题也进入大赦国际视野，其中包括法外处决和政治暗杀。80年代末期，大赦国际将目光投向全球不断增加的难民。 

重点转移 

20世纪90年代，大赦国际专注于武装冲突现象，揭露东帝汶、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暴行。自2000年起，该组织将关注重点转向经济和社会不公问题，这也是日益全球化的结果。

大赦国际德国分部前主席米尔(Anja Mihr)解释说，最初几年，大赦国际主要建立起了"意识构建"机制，通过公开信等行动唤起政府以及公众的关注。"因此，在最初的30年、40年，甚至50年里，大赦国际的行动是否真的会引起政府的直接回应，并不那么重要。"

她强调，从那时以来，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世界发生了巨变。她表示，"因为有这么多其它组织也在做，我不很确信，大赦国际今天是否也需要以同样的规模从事其固有的强项，即善于调查取证。我们业已有其它手段来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再需要非政府组织。"她现在是设址柏林的洪堡-VIADRINA人权治理中心项目主任。

闪光者不都是金子  

成立60年来，大赦国际并非一帆风顺。该组织强调不拘泥于政治意识形态，不 "支持或反对任何政府或制度"。但批评者说，大赦国际就是这么做的，并指责该组织的报告时有偏见，或者，未考虑或可将安全威胁视为一从轻因素。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关系教授霍普古德（Stephen Hopgood）说，部分问题是该组织仍停留在了过去。他专门研究人道主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是《火焰的守护者：理解大赦国际》（Keepers of the Flame: Understanding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作者。

这位教授指出，"大赦国际是一个来自冷战时期的组织，就其建立及运作方式而言，从很多角度看，它能存活60年已是奇迹。"他强调，现在处境困难，"这甚至不一定是大赦国际的失败，而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比，这个世界已迥然相异。"   

对大赦国际的批评意见还包括：在外交领域，该组织对非西方国家或不受西方支持的国家有偏见。霍普古德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说，相关评价应置于当时情境。他强调，大赦国际是少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国际组织之一。他指出，大赦国际"力图公平、中立行事，确认西方、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良心犯。……对大赦国际来说，从许多方面看，过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时代，容易看清谁是敌人，而敌人就是专制政权。"  

然而，面对当今复杂的挑战，中立和公正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霍普古德以最近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为例指出，"如持中立态度，则必须说，无辜平民受到伤害当然要不得，但那些强烈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人便会认为，这是在站在了敌人一边：若你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你就是反对我们。但以色列装备强得多，又有这么多控制，怎么可能有平等关系呢？" 

在冲突和战争情况下人权被视为是中立的时代已经改变。专家们指出，某种程度上，它已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是由民众就一系列深刻而复杂问题的的关注程度所决定的，性工作或堕胎等问题都属于这样的问题。作为其意识形态或道德立场的一部分，双方都要求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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