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德国足联需要在参加加拿大世界杯之前证明德国女足所有的队员的确是女性。这样的检测怎么进行？不是看看“下面”就完了吧？

韦泽曼（Claudia Wiesemann）：这种检测50、60年代就有了。首先是对身体进行检查，之后对染色体进行识别。女性的特征是两条X染色体，男性通常为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再之后是对包括性器官在内的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现在受检者还会被要求进行血液荷尔蒙检测，查看一名女性的血液中睾丸激素的水平。

德国之声：这样的检测复杂吗？

韦泽曼：睾丸激素在血液中的水平很容易确定，但是比较难的是怎样去解读检测报告。

德国之声：难在什么地方呢？

韦泽曼：简单来说，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性别检测。比如说，有的女性体内睾丸激素水平非常高，但原因是她的身体对荷尔蒙的作用不敏感。人体对睾丸激素的敏感程度差别很大。有的女性甚至拥有Y染色体，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拥有女性身体构造。男性和女性其实只是一条线的两端，事实上两端之间仍有各种各样的过度形式存在。

德国之声：国际体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比如国际奥委会对睾丸激素值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韦泽曼：此前有大量针对带有歧视性做法或者缺少说服力的性别检测的批评。睾丸激素水平检测也受到批评。国际奥委会现在对女运动员的定义就是她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低于男性体内的水平。

但是这是一种很任意的判断。因为有的人明显是作为女性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却高于平均值。而这刚好是让她们脱颖而出成为出色运动员的原因，就好比两米高的男性身高才适合当专业篮球运动员一样，因为他们明显高于普通人。只有体内睾丸激素水平低于男性平均水平的运动员才能被定义为女运动员，这种定义太随便了。

德国之声：一些坚持认为性别检测必要的人陈述理由说，如果一个女运动员体内睾丸激素水平过高，那么她的参赛会让比赛有失公平。您怎么评价这种看法？

韦泽曼：身体上的优势当然会对竞技比赛形成影响。篮球比赛不也是如此吗？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就是占了优势。但我们并没有因为身高上的优势让那些高个篮球运动员出局呀。如果哪个运动员被禁止参赛，那么规则指定部门必须能够有理有利地解释证明为什么这名运动员具有一些优势会导致比赛变得不公平。而且还要考虑到的问题是，如果一名运动员因为所谓的“性别错误”而被取消参赛资格，那么这将造成怎样的伤害。

德国之声：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韦泽曼：很大的伤害。例如，印度田径运动员桑蒂·桑德拉扬（Santhi Soundarajan）在性别检测中被测出Y染色体。后来舆论就骂她是男骗子。因为不堪压力，她甚至尝试过自杀。

德国之声：我们回到具体德国女足的问题上来。现在德国女足每个球员都需要一份妇科大夫出具的证明，证明她们的确是女性。您对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韦泽曼：我觉得德国体育管理部门参与这样的检测是很荒唐的一件事。不过他们也是被迫而为。像在这么重大的赛事前你不可能突然抗议说“我们才不会跟着干”。这是国际体联非常狡猾的做法，他们让各国体育管理部门去承担压力，然后体育管理部门不得以再把压力转嫁给女运动员们。对于女运动员们来说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参加性别检测，要么就别参赛。

Claudia Wiesemann是医学伦理学家、歌廷根大学医学伦理和医学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