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美国家，二战的结束日是1945年5月8日纳粹投降日，而今年(2005)的5月8日就是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日，为此欧美国家的各种纪念活动已经陆续开始，媒体也开始为之造势。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才堪称二战结束。难道二战有两个结束日吗？

针对这一问题，姜义华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时说：“二战有两个策源地，一个是欧洲的德国，一个是亚洲的日本。日本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东亚动手要早得多。而英美等大国对日本采取了姑息的政策，他们的总体战争思维是希望日本把矛头指向北面的苏联。日本在中国的得手也鼓舞了希特勒在欧洲动手。不过，日本在中国发动战争，其它主要大国并没有卷入，没有形成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是与二战的关系却非常密切。‘七七事变’是二战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而直接的导火索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因此，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说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但是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苏联和英国明确宣布要共同对日本全面作战，因此二战的结束日期应该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把纳粹投降作为二战结束，是从传统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角度书写历史。”

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系列中，“中国与二战 － 一个未完结的话题”一文提到了中国民间人士提出的一种大胆的观点，即认为“中国靠自身力量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也并非抗击日本的主战场。只有美国才能打败强大的日本海军”。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赢得抗日战争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姜义华教授认为：

“当然不能再像以前宣传的那样，认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依靠的完全是自己。二战的结束，整个反法西斯阵营都起了作用。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二战发生了全局性的影响。中国战场在很长时间内吸引了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使得日本没有能更早地发动太平洋战争。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认为，长期抗战不仅是为了中国，它对欧洲战场与整个太平洋战争也有重大意义。我们只能说，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仅靠中国自身战胜日本会很困难，不可能很快,但这已不是甲午战争年代,中国全民族动员,日本已陷入泥潭难以自跋.”

在同一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系列中，一篇署名吉田慎吾的文章“日本投降：原子弹爆炸前后”引起了中文读者的特别注意。这篇文章在总结日本战败原因时，没有提到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而是提到1945年5月3日苏联单方面废除了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导致了日本孤身受敌，并认为美军投放下原子弹是不必要的和不人道的，日本因此也是二战的牺牲品。这种以受害者的角度来回顾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自然引起中文读者的不解和不满。姜义华教授对此说道：

“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不能正视历史本身，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描淡写。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个岛国的自卑与自大。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弱国，不承认中国战场是主战场，心理上认为被美国打败还说得过去。日本在战后销毁了大量战争档案，利用档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种悲情。

今天看来，二战临近结束时，盟军对日本的军事实力有错误的估计。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大，因此才答应了很多斯大林为出兵中国东北而提出的条件。其实，那时的日本关东军已经相当虚弱。根据我看到的新的历史材料，关东军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很强的作战能力，里面有很多儿童兵。苏军能在中国东北摧枯拉朽般地取得胜利，不是苏军有多强大，而是日军已经不行了。等美国打到日本时，日本已经没有什么防御力量，与固守外岛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今天回过头来判断当时的局势很容易，而当时则不那么容易，对于美军来讲也是。不扔原子弹，战争可能还要打三、五个月结束，也可能一个月就结束，在那时作出判断很不容易，事实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当时的判断。

当时也有这样的背景，那就是美国在大战快结束时，有抢占战争胜利份额的考虑，因此在判断有无必要投入原子弹时，不能完全排除美国用原子弹显示自己的实力的因素。”

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注意到，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文章系列中，西方史学界更愿意二战中的日本定义为“军国主义极权政府”，而不是使用“法西斯帝国主义”一词。难道二战中的日本政权不是法西斯主义政权吗？

姜义华教授认为：“法西斯政权和军国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学界也称日本为‘军国主义’政权，因为这一概念突出了军队在当时日本政权中的作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形成了军国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军队和民间的浪人传承下来。战时的日本军部对日本的国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法西斯’一词来源于意大利，德国纳粹也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带有欧洲性的意识形态特点。”

附：被采访者姜义华先生简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当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教学与研究。研究的重点：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各项实际问题。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5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年起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主要著作与论述：

《理性缺位的启蒙》 (2002)
《中华文化通志》(主编)
《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
《中国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0
《上下五千年》（四册）（儿童故事版）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09
《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05
《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04
《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 2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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