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是顾长卫第一次作为导演讲故事。这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贫乏的年代中青春的冲动与碰壁，个人发展机会的渺茫，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就有多少种翻版的中国故事。看之前，听说这部影片的画面很美，心里不免担心里面会不会又出现张艺谋或陈凯歌的影子，然后这中担心是多余的。顾长卫在放映后进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为拍摄这部电影，戒了三年的电影，就是为了摆脱他以前作为摄影师在电影思维上他人留下的痕迹。

没有惯常的政治符号

在一个讲述政治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年代的故事里，影片中却几乎没有陈凯歌电影中惯用的政治符号。对于没有中国生活经验的外国观众来说，他们也许会以为故事是今天的中国的故事。对于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特别是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影片中的熏的发黑的烧水壶，被雨水淋打的煤饼，那草绿色军帽上的红五星和军装上的红肩章，都会在眼前划过的同时有一根心弦被狠狠地弹拨了一把。

当离家出走的弟弟三年后带着一个有着别人的孩子的歌女回家时，全家人正在痴呆呆地看着马背上的真由美对着身后的杜丘热情奔放地喊“因为我爱你！”。电影院里的德国观众会知道这是一对日本人吗？能知道那“啦－啦－啦”的配唱音乐会让中国人体会到一种集体历史无意识中的荒诞成分吗？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震撼力度的镜头能会被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们所领会吗？顾长卫说：“我拍这部电影时没有去考虑西方观众的态度，也没有去想柏林电影节；我这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让自己能享受这一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与第五代导演们唱出不同调

顾长卫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将镜头指向城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显示出与他所属的第五代电影人的不同关怀。他说，他本人就是成长在那样的社会层次和环境中；就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绝大部分人不能成为英雄，不能成为伟人，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们有的对人生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如女主人公姐姐，有的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如片中的哥哥，有的抱有消极出世的态度，如那个弟弟。“我的这个电影就是对那些普普通通的和默默无闻的人表达我的敬意。”

影片编剧李樯也说，这部电影虽然不是讲他自己的故事，但是那是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也是在他很多经历过的人的共同的故事上创作出来的。女主角张静初在前一天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者时说，她虽然是八十年代初生人，但是她的亲戚朋友和家人中有很多人都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她从小就从他们那里直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角色体验上没有什么隔阂感。

有外国记者对影片中一家人的简约的沟通方式和很少的对话感到奇怪。顾长卫说，“那个时代人们的话就是很少，我觉得影片中的对白分量是恰如其分的。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但并不缺少温暖。当时人们见面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就是问‘吃了吗’，这看似冷淡的问候方式的背后，表达的是对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关心。” 从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顾长卫回答说，“从本质上讲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物质环境和技术层面的东西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人有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空间和自由度，文明带给了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女主角张静初在谈对姐姐这个角色的把握时说，她没有把姐姐当成一个悲剧人物来演，她认为姐姐是个理想主义者，并且很勇敢，是个有力量的人物。“能敢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是幸福的”，她说。

“看到不说是一种罪过”

重庆人李一凡独立拍摄的纪录片“淹没”用两个半小时的以纪实的镜头记录下了三峡库区的一个村镇的搬迁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群体生存空间被无情毁灭的过程。

当前，全世界都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津津乐道，都在艳羡中国的发展效率和爆发出的能量。这部纪录片以不加任何修饰与评论的镜头如实让人看到了中国式效率的另外一种演绎版本。对于政府来说，库区移民与拆迁只是几个给定的日期和指令，是一个不容任何抗拒与质疑的政府意志；对于那些平民百姓来说，移民就是拔掉几十万生存的根基，就是将小草连根拔起。当我们向全世界直播三峡大坝合闸的壮观景象时，谁会去想过一对弱不禁风的七十多岁的老人是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将一个家挪到另一个地方？对于官方来说，库区居民只有统计学的意义，可你能想象在中国搬家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吗？

什么叫作草民？看过这部电影，你会得到一个最形象的解释。草民就是没有姓名，没有权利，任人宰割，人格被践踏，声音被忽视。

电影放映结束后，导演李一凡向观众致谢时说：“这个电影很长，你们看得很辛苦。我们只能将电影拍得很长，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呈现给观众。看到不说，就是一种罪过。”

当我们都习惯于看到不说，终于有一天我们会连看都看不到。幸亏有李一凡这样的中国人，他为健忘的盲目的中国留下了一点记录。沧海桑田，其实不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而是用定向爆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

“淹没”获本届柏林电影节沃尔夫冈.施坦德奖。

（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