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每到年底，都是当局总结当年工作经验，部署来年任务的时候，一系列的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外界瞩目的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而从这次会议来看，稳是其基调，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笨蛋，是经济”，当年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打败胜券在握的老布什用的是这句口号。把这句话套在中国当局身上更合适。因为中共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程序民主，只能通过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提供绩效来弥补，用习近平的话说，乃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也。所以经济好坏以及民众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对中共统治显得尤重要。正因此，改革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共都埋首发展经济，一门心思搞建设，终使得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由原来的一个贫困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老二，并在今年让中国整体脱贫，解决了困扰千年的贫困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共的合法性焦虑。故中国的崛起首先并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崛起。
专心学“习” 无心经济
对经济的重视就是国家以经济为中心，这是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后当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和惯例。然而，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这句话很少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即使出现，官员也不会把心思用在发展经济上，一是因为当局现在不像过去一样用经济指标特别是GDP指标来考核官员政绩；二是反腐和习近平对官员的政治考核和整治，弄得官心惶惶，各级官员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政治学习和政治斗争上，应付上面部署的各种政治任务和同僚之间的政治防范，在此种政治氛围下，他们也不想干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知道会触犯哪条清规戒律，政治的条条框框多了，本身就会约束官员干事的积极性和创造空间。习本人的国政重心可能也不在经济，而是在如何巩固权力以及同美国的斗法上。这就势必造成整个官僚系统的怠政和赖政，并影响经济。
本次经济会议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并再次强调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如果不是经济形势到了一个紧迫状态，会议可能不会做如此表述。事实上，会议承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数据看，今年前11月中国的经济、就业和国民收入相对大多数国家似乎不那么难看，甚至表现得还不错，这是因为，尽管疫情仍在肆虐和反复，但供应链的部分回归以及外需的强劲恢复拉动了中国出口，再加上去年经济增长的基数低，中国经济增速今年还是会高过多数主要经济体，能够达到或接近8%，尤其外贸这块增长很快。
近十年的中国，在经济上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一带一路”也给北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日益加强集权和监控，对异议的打压和对公民的监控也在国际上备受诟病。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 Wong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暴力事件。起初是维吾尔人示威，后来演变成维族人和汉族等族裔之间的暴力冲突。当局出动了武装警察平息局面。北京当局称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大多数死者为汉族。图为7月7日一位维族妇女站在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此后，当局不断加强在当地的监控，包括设立备受争议的“再教育营”、强制安装手机监控软件等。
《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本人却无法亲自接受颁奖。因为在2009年年底，他已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7年6月，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7月13日医院宣布其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病逝。他也是诺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始终未能完全恢复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新一届总书记，标志着第五代领导集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习上台之后逐步加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此举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争议。
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腐运动”，誓言要大小贪官一起抓，“苍蝇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层干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数年之内众多官员先后落马。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图为2013年法庭宣布判处薄无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反腐运动其实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国民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雾霾、饮用水污染以及土壤毒化等问题，成为民众最为忧虑的议题。2014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政府要像与贫困作斗争那样，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采取的措施包括将重污染工业企业关闭或迁走，北方居民煤改气工程等。时至今日，环境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北方城市在冬季仍然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与邻国的主权争议中也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在斯卡伯勒浅滩（中方称黄岩岛）对峙数月的事件就是一例。虽然菲律宾方面后来将相关主权争议告到国际仲裁庭，并且得到了有利于菲方的仲裁结果，但是仍然无法改变该岛礁被中方实际控制的现状。此外，中国还在南中国海其它一些争议岛礁实施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修建军用设施，此举多次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指责。
为了消化中国国内过剩的产能，同时也扩大国际经济影响力，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倡议，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被视为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挑战。东起威海、西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图），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视之为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努力，提醒参与该倡议的国家不要陷入“债务陷阱”。
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中国，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压制日益严重。2015年“709维权律师抓捕事件”也标志着对于政治异见的打压愈加强硬。北京正在引入一套社会信用体系，对公民进行诚信行为打分，凡是被纳入失信黑名单的“老赖”将面临无法购买高铁票、飞机票以及无法在旅馆酒店登记入住的惩罚。批评者认为，这一体系可能成为国家全面监控、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更有人认为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描写的极权恐怖统治将在中国成为现实。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虽然保持自由市场体制，但是政治上却面对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4年，香港示威者的“占领中环”运动持续数月，主要诉求是争取“真普选”。由于示威者面对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黄色雨伞抵挡，因此该运动也被称作“雨伞革命”。2019年夏，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例草案再次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即使后来特首林郑月娥在压力之下撤回修例，仍然无法平复示威浪潮。身穿黑衣、佩戴面罩的年轻示威者，则成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符号。
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着手针对中国的关税大战。2017年4月他命令根据《1974年贸易法》针对中国进行所谓301调查，2018年4月白宫宣布正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双方致力于解决贸易争端、签订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艰难，尽管特朗普和习近平2019年6月在大阪会晤发出了愿意继续对话的信号，但是这场大国之间的经济争霸赛何去何从，仍然是个未知数。
然而，数据的靓丽掩盖不了经济的实际疲软，第三季度4.9%的增速已透露出这点。第四季度的增速据估算也差不多。若连续两个季度都维持在低增长水平，2022年的经济恐怕也就好不到哪儿。这已经成为多数经济专家包括官方学者的共识。当局早就明了这种状况，一些地方政府包括江苏和深圳等发达地区，已进行了程度不等的降薪，说明当局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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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根据官方经济专家的说法，首先是疫情打击了需求，消费和投资受疫情影响较大，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到现在还处于大幅萎缩中。据统计，中国今年第三季度消费、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3.9%和3.8%，明显低于潜在消费和投资增长。其次，美国在供应链、市场和科技三个维度对中国进行限制和打压，造成供应链中断和供给短缺。再次，西方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同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起，引发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而国内煤电矛盾和拉闸限电也影响物价，冲击供给。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大变革时期，当局前一阶段对教培行业的大力整顿、强化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打压资本以及提出共同富裕等，导致人们对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了产生分歧，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此即会议所谓的“预期减弱”。
对中国当局来说，2022还是一个特殊年份，因为中共要举行二十大，习近平大概率会连任。如果经济搞得一团糟，对习总归是没面子的事。问题还不在于此，假如经济恶化，岁入减少，失业增加，而需要用钱的地方又太多，由此是否会引发社会不满乃至动荡，进而波及二十大，导致党内矛盾和斗争激发，让二十大产生变数，习无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此乃经济工作会议为什么特别强调2022年要稳的原因。可以说，稳字当头，兹事体大，把经济稳住，就业稳住，民众收入稳住，明年经济工作就取得了成功，当局就有资格宣称，习的连任是正确的，二十大也才能顺利举行。
美国若紧缩 中国出口堪忧
虽然中共内部和社会的精英阶层有诸多对习的统治不买账，可在官僚系统和底层民众间，习政权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这使得党内和社会的反习势力颇觉无奈，只得接受现实。然而，若因经济惨淡而损害广大底层民众以及中下层官员的利益，而这些人原本支持他，导致人心不稳，无疑会增强习的政敌反对他的信心和勇气。但2022年的经济要想有起色又确实难度很大，除了前面分析的因素，还有一外因不能不提，这就是美国的超大规模刺激由于通胀高企而会提前结束。拜登政府在前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基础上继续加码，导致需求强劲，可美国自己和全球一些主要国家的供给跟不上，由此带动了中国出口强劲增长，这也是拜登虽不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的缘故。可是，此因素在2022年不起作用，美国11月的通胀处于40年最高水平，美联储已表示明年会采取紧缩政策，故2022年中国的外需会趋于减速，失去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中国经济很可能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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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靠不住需内需来顶，而内需的核心是消费和投资。但恰恰是这两者，在过去10年都是持续走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11年的23.8%降到2016年8.1%，再降到2019年的5.4%。这跟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房地产有很大关系。据统计，房地产投资占到整个投资的1/5左右，2010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一度高达33%，但到2015年猛跌到1%，而后继续维持在低水准。房地产关联多个行业，其投资增速的下降对重化工、原材料、能源、工程机械等影响非常突出，进而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也跟着快速下降，房地产指望不上，只能依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块的空间有限。
图像来源: Thomas Peter/Reuters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右一)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习近平和拜登，早在这两人还不是各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时，就进行过“亲密接触”。2011年8月16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启程前往中国，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深入对话，让美国高层首度有机会详细认识这位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拜登抵达北京的第一天，由习近平接待，两人在北京将举行正式会谈，拜登随后的行程也是由习近平一路相伴。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新一届总书记，标志着第五代领导集体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习上台之后逐步加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
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腐运动”，誓言要大小贪官一起抓，“苍蝇老虎一起打”。下至基层干部，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数年之内众多官员先后落马。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图为2013年法庭宣布判处薄无期徒刑），以及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反腐运动其实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限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此举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争议。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取消了任期制，习近平会成为见证最多届美国总统的中国最高领导人。2012年2月中旬，华盛顿就用对待中国未来国家元首的方式迎接习近平来访。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向这位中国“王储”表示：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非凡的发展"，然而随着国家实力和富裕程度的上升，中国也面临着"更多的责任"。他说："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以确信在世界经济的体系中，每个主体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应该有均衡的双向贸易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随着商人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美国不断向中国喊话，呼吁贸易和竞争平等的做法成为历史。美国开始向中国挥出一系列重拳。包括推出规模前所未有的惩罚性关税，并对包括华为、中兴、抖音、微信等中国科技企业及其产品发布强制性禁令。2017年初，刚上任的特朗普在"海湖庄园"铺上红地毯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来，称“建立起了友谊”。现在看来，这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相对最为友好的互动了。
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着手针对中国的关税大战。2017年4月他命令根据《1974年贸易法》针对中国进行所谓301调查，2018年4月白宫宣布正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随后，中美贸易经历了一系列互相加税的激战，直至拜登接手白宫后，也没有结束。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攀升创下纪录，尤其是在全球遭遇了新冠大流行危机之后。
如今，在中共“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成就成为中国官媒大幅度宣传的焦点。此外，会议还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分析人士称，这将是中共历史上第三个此类决议，有助于习近平在关键的二十大之前通过确认中共成就来巩固其权力。《决议》内容尚未全文公布，但是跟前两次《决议》一样，都在关键时间点通过。第一个决议于1945年通过，帮助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四年前巩固了领导权威。第二个决议于1981年通过，承认了毛泽东的“错误”，帮助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
事实上，不仅消费和投资增速在过去10年逐年下降，企业营收，政府财政收入、民众收入和GDP都是下降的。去今两年情况特殊，去年因受疫情打击，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都是负增长，中国仅增长2.2%，今年则普遍反弹，中国估计在8%左右，但明年很可能低于6%，2019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就降在这个水平。
过去10年恰恰同习近平当政重叠。虽然在经过改革3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内生的上升动能本身会减弱，但这种时间上的重叠也表明，经济增速的下降同习采取的治理政策间有着显著的同步关系，即无论是反腐、强化党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还是抑制资本，都是以经济增速的下降为代价的。
由此来看，低增长甚至停滞很可能成为习未来统治的一个常态，2022年也成为中国苦日子的元年，以前的艰难只是预演。这个时间段会有多久，取决习能否改变当下的政策和统治方式。面对这个真正的“新格局”，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中国各级政府是否能够适应，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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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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