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由中国原卫生部长高强文章引发的两种抗疫路线之争在网络和民间发酵。这两种抗疫路线一是中国官方现在坚持的"动态清零"；一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际实行的"与病毒共存"。对于两种抗疫路线的讨论并非现在才有，但高强的文章显然使讨论升温，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自疫情于去年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采用全员核酸检测、个案追踪、社交隔离、封区封城的做法较早控制住疫情，恢复了经济；与此同时，美欧以及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走的是另一条相对放松的抗疫路线，导致在抗疫的第一阶段后果惨重，无论就感染和死亡人数，还是经济复苏而言，都比中国要严重得多。

然而随着美欧普遍施打疫苗，虽然在感染和死亡人数上它们还是比中国高，但后一种抗疫路线的灵活性和优势开始显现，尤其面对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侵袭，美欧等国没有重新选择封闭，中国却收紧了原先相对放松的防疫措施，在部分地区重又封城。

民众开始怀疑"动态清零"

这次高强的文章及两条抗疫路线的争论，背景就是德尔塔病毒侵袭中国。由南京机场和张家界景区出现的疫情已经扩散到全国十几个省市，而中国政府一如之前严防死守，这对已经历了一年多疫情生活，前不久防疫措施才稍有些放宽的民众，心理有某种不适应，对政府产生某些不满。它表明面对毒性和传播速度更强的新的变异病毒，民众已怀疑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做法能否控制住疫情，更多的人开始有学美欧"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高文的主旨是中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痛批英美等国将政府防疫失策"甩锅"给病毒变异。用他的话说，"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了严重后果，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我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鉴于其前卫生部长身份，加上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外界已认为，官方是要借高文来重申"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不会变，也不能变，敲打部分民众存在的"与病毒共存"想法。

故而，尽管高文并没有明确把矛头指向眼下身陷论文抄袭漩涡的张文宏，但在舆论中，将后者作为"与病毒共存"的倡导者而置于高强的对立面。张是防疫专家，也是去年以来形象比较良好的公众人物，严格来说，他并非要中国政府放弃"动态清零"做法，可在南京疫情中，由于他说过"世界要学会与这个（新冠）病毒共存"，于是被看作"共存"派代表，遭到部分舆论的批判，有人宣称他向病毒投降，从而人为制造两种不同抗疫路线的对立。

争论被上升到制度层面

清零抑或共存，其实很多国家包括美欧也曾有过争议。但在其他国家，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权衡两种方案在本国实行的可能性，它们对社会的总成本大小，即使否决"动态清零"，也是认为它不适合本国民情，无法做到像中国这样政府的绝对意志能够凌驾于社会。然而在中国，这种争论被上升到制度层面，高强之所以批判"与病毒共存"，坚持中国不能走英美式抗疫之路，更多是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在这一点上，胡锡进说得非常坦率。

胡在其微信公号中说，中国不可能放弃目前的抗疫路线，他认为这个路线迄今被证明在全球最有效、人道主义代价和经济代价都最小，而不会放弃的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仍很严重，群体免疫还根本谈不上是"正面经验"；二是中国抗疫路线带来了最好的总体经济表现；三是经济增长率是"美欧不顾死人的野蛮路线"同中国的动态清零路线长期争夺的至高点，中国今后的确有要不断提高防控精度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西方的经济运转连续性明显增强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认真地与他们开展经济恢复程度的竞赛。

这第三点指的虽是经济竞赛，但胡实际要表达两种抗疫路线之争也是中国和西方的制度竞争。谁的抗疫做得好，谁就能够恢复经济的活力，加强经济的竞争力，在长期的经济竞赛中胜出，而支撑经济竞争的，是制度竞争，制度好，抗疫才会做得好。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看法。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场全球防疫考验的是中国这套体制和模式在应对诸如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这种极端情况的适应问题，是否能够做得比西方好，北京要借这次疫情来证明中国的制度和模式比西方优越，更适合中国，从而在中美对抗中得到更多中国民众支持。

"动态清零"的政治意义

有鉴于人口规模的庞大，中国的医疗资源分担到每个人身上，所得有限，比不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如果中国疫情失控，学多数国家"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以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受病毒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无疑比现在要多得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印度很难说。这将严重损害中国政府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统治，因为大众大概率不会接受这种状况。对一个全能型的专制政府而言，既然享有无限权力，就须承担无限责任，若受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太多，说明政府的能力和责任都严重不足，会超出民众的耐受度，想想武汉疫情初期的民意沸腾吧，中国政府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政治风险，胡锡进就直白地表示，若对新出现的传染链给予更多容忍，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造成局面的失控，民众不会接受。

因此，要避免此种噩梦般的后果，中国政府只能扬长避短，而中国政府之"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和机制，这是中国制度的所谓优势，北京要做的，是利用这一体制和机制，在动态中清零。假如中国政府的清零做法成功地抗击住了德尔塔变异病毒，就证明中国不但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而且对毒性更强传播更快的变异病毒，也有效，成为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抗疫的两个阶段都取胜的国家，这对北京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可见，面对变异病毒带来的新一波疫情，中国政府选择坚持清零，是由该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它要向世人表明，既然能控制住第一阶段的疫情，也就能控制住第二阶段的疫情。

两种不同的抗疫路线本质上其实是如何对待自由。美欧的"与病毒共存"思路，是试图在政府意志和民众自由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力争兼顾两者，代价则是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较多，但政府也决不为了追求彻底控制疫情而去完全剥夺民众的个体自由，事实上也做不到这点，尽管民众的自由也受到影响。中国的"动态清零"做法目标很好，感染和死亡人数要少于前者，可大众自由成为政府意志的奴仆，是以完全取缔民众本来不多的自由为代价的。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借清零来推行军管统治，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这种统治方式也会继续，因为北京尝到了甜头。

假如中国政府对民众没有限制，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民众虽然很可能不会选择美欧的抗疫之路（有东亚其他的国家做参照），但也决不会同意这种"动态清零"的做法。中国政府显然已意识到此点，未来会不会抄美欧的作业，如中国疾控中心前首席专家曾光最近在接受采访所言，"当清零的红利不再存在的时候，中国就不会清零了"，但可以说，至少在今年，抑或在明年--若全球疫情还没有好转，中国政府不会贸然改变动态清零。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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