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前夕接受路透社采访对台湾问题的表态让中方不悦，以致演变成双方互召大使抗议，让今年以来颇为艰难的韩中关系又添加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干扰因素。尹锡悦把台湾问题看作全球问题，反对依靠力量改变现状。这个说法和美国一致。

得罪中国是尹锡悦的个人原因？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尹锡悦在台湾问题上得罪中国，可能主要跟他个人的认知有关，他对两岸关系的性质认识不清，并非表示韩国政府的两岸政策有改变。从尹锡悦上台以来在对外关系上出现的几次“失言”以致在韩国国内都招致批评来看，他似乎对国际关系的一些常识都不太了解。更多的分析人士则把这归之于是要给华盛顿投名状，可能是为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对话”进行投资。上述两种可能性都不排除。但如果仅仅把这次表态理解为尹锡悦的“失言”恐怕不很准确。

尹锡悦会这么说其实不奇怪。去年底韩国政府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就出现了诸如“反对依靠实力改变现状”，对他国进行“压制和胁迫”，还呼吁奉行“自由、人权和法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合作，只是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而已。

尹锡悦上台后，一改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采取相对平衡的做法，疏远中国，在对外政策上附和美国，加入华盛顿的反中阵营，今年以来这个态势益发明显。我在其上台之初，曾判断，鉴于韩中是近邻，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以及两国密切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尹锡悦在执政一段时间后，会修正他的外交路线，不会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但现在看来，他已经选边站了，站在美国一边遏制中国。今年，中国周边两个国家相继进行了选边，除了韩国，另一个是菲律宾。

韩国的远中同韩日的和解是同时进行的，这当然是华盛顿乐于见到并在背后极力推动的。华盛顿过去要在东北亚组建一个反中同盟，可苦于日韩不和，三国不能形成对中合力。如今日韩这一环的麻烦消除了。尽管韩国在抗中上不可能像美日那样做得明显，还是会有所保留，但已经达到了华盛顿的目的。

然而，韩国抗中是以它自身的安全处境和地缘环境的某种程度的恶化为代价的。尹这次访谈，不但在台湾问题上得罪中国，也在乌克兰问题上得罪俄国，再加上冤家和宿敌朝鲜，他是将自己的三个邻居都得罪了，尽管背后有美国撑腰（鉴于日韩两国的芥蒂尤其国民感情并未完全消除，且日韩的和解是以韩国的退让为条件，日本未必会真心撑韩国），正如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所说，会给韩国外交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这也是旁观者认为尹锡悦的发言不智的地方。

中韩关系下坠的四大因素

韩中关系虽然在朴槿惠后期因为萨德问题出现了波折，但文在寅时期修复了相当部分。尹锡悦执政快一年，两国关系就走到这个地步，这背后一定有某种让两国关系下坠的因素，仅仅把它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或者选择并没有道出问题的实质。尽管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会让双方关系变好或变坏，但也受制于大的背景框架。从这个角度说，韩国国内以及韩中关系出现的某些趋势性变化，或许在让尹锡悦加入美国反华阵营的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因素，韩国内部舆论和民意的厌中反华情绪可能是两国建交以来最强烈的，尤其是过去三年新冠疫情，韩国民众对华恶感几乎全面发酵。韩国的主要媒体都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保守派本来对中国就持不太友好的看法，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完全跟随西方媒体的看法，亦步亦趋；韩国舆论对中国的内政也几乎都是负面看法。而民众受媒体舆论的影响和引导，对中国的看法也急剧恶化。可以说，在韩国国内，难得见到对中国的持平报道，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再加上疫情阻断双方的交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在韩国民众眼里，就是邻里那个以大欺小的恶霸。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是西方国家中最严重的。此种民意和舆论，不可能不影响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第二个因素，对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失望。首尔非常清楚，要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乃至整个半岛的统一问题，没有中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因此过去这些年对中国寄予了很大期待。但是，从最初中国牵头举行六方会谈，一直到现在，朝核问题的解决非但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朝鲜反而在这一过程中，在大国间的互相牵制中成为一个有核武的国家，让韩国真切感受到核武威胁。如今，六方会谈早已无疾而终，首尔把这归罪于中国，认为中国有私心，偏袒朝鲜，并不愿真心解决朝核问题，制裁朝鲜不力，想利用朝鲜当工具，作为同美国对抗的一个砝码。如果首尔不能寄望于北京，自然就转向华盛顿，强化同美国的军事联盟，以威慑朝鲜。

第三个因素，首尔的战略雄心，要把韩国打造成“全球枢纽国家”，并在对华关系上，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互惠”的韩中关系。客观说，韩国具备区位禀赋、经济规模、科技水平、产业实力、文化魅力和战略取向等多重优势，几十年里，让自己从一个落后国家晋升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亚洲第四，世界前十，人均GDP接近日本。半导体、汽车、化工和造船等产业领先全球，韩流行销亚洲乃至西方，这让韩国从上到下自信心爆满，对自己国家的制度、文化和经济非常自豪，要接过自由民主的大旗，所以韩国宣布明年要成为全球民主峰会的主办国，做贡献于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全球枢纽国家”，成为国际的重要玩家。首尔既然自许这么高，对韩中关系自然要重新定位，它认为过去的两国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不对等的，中国没有把韩国看作一个平等国家，对韩国搞“事大主义”，韩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需要仰头看别人的人，它现在长成高个子，大块头，对中国再也不用“以小侍大”，所以两国关系要变成相互尊重和互惠。人一旦过于自信，可能就有一种冲动要表现出来，首尔认为它也要在涉及中国敏感的问题上，发出韩国的声音，以体现韩国的价值和地位。

第四个因素，韩中贸易从过去的顺差变成逆差，中国不再是韩国的黄金市场，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有所松动。经贸关系在过去30年里，在两国关系中起着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作用，首尔之所以在涉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谨言慎行，两国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是主要考量因素。但这种情况自去年4月以来有很大改变，韩国对华出口连续近一年呈减少趋势，仅今年第一季度对华贸易逆差就达78.4亿美元，占其总贸易逆差的35%，而在过去，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尽管韩中贸易依然在韩国的对外贸易中占主导。不仅对华贸易出现逆差，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率在下降，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在下降，韩国大企业在华销售额及取得的利润在下降，韩国主要输华产品如智能手机、电视机制造、汽车等市场的占有率在下降，而且这种趋势恐怕在未来也难以逆转。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提高。从两国的贸易结构看，中国主导出口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与韩国的出口结构相似。随着中国高科技中间产品和高端消费品出口增加，韩中贸易呈现产业内贸易趋势，竞争加强。因此，韩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出现，将迫使它积极开拓欧美市场，并进而使得首尔在中美之间更靠向美国一边。

上述四个背景因素很难说在尹锡悦的对华政策中哪个起到主导作用，但无疑都在发生作用。再加上尹锡悦出身保守阵营，现在又面临中美对抗的局面，在美国的压力下，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保守集团的利益，甚或尹锡悦个人的利益，韩国选边站队美国也属正常。由于美中的对抗在继续深化，尹锡悦也没有连任的需要，可以确信，中韩关系在尹锡悦时期能够保持目前的状况就不错了，很难会有改善。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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