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不久前的欧洲之行，可谓是一次徒劳且不得意的行程。 但这个月，外交部也许更期待着通过另一个机会在国内国际问题专家那里扳回一点声誉。众所周知，2018年时梵蒂冈与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谈判后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而这项秘密协议到本月22日到期。就此，意大利的大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 很有信心地说，此项协议会得到续签。作为一个长期地服务于梵蒂冈的外交家，他的话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 而客观上，中梵双方确实也早就在商讨续签的事了。

"形而上"与人的本性

说起宗教问题，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名言：人的本性决定了其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性。作为"形而下"的对立面， "形而上"关注的是来世、超越物质层面的事，而"形而下"只是关心现世的事。叔本华认为，形而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则是宗教。 投入哲学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愿意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宗教。根据人的"形而上"固有本性，叔本华便创造了 "人是形而上的动物"（animal metaphysicum）这个定律。

我个人以为， 叔本华的话实际上已对我们一般理解的"宗教自由"提供了解释的基础。既然形而上是人的本性，反对人们信仰，就是剥夺了人的基本权益。但是，一旦到了"唯物主义者"领导的国家那里，宪法里面明文规定的"宗教自由"实际上成了充满矛盾的口号。因为既然唯物了，"形而上"就属于应该唾弃的东西。 正是依照这个逻辑，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严禁党员信教。根据网媒《寒冬》（Bitter Winter）报导，这个规定显然有扩展的趋势：中国多地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等事业单位的员工和家属也不准信教，否则就可能失去工作的饭碗。笔者以为，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包括对中方对梵蒂冈的政策有一定的启示性。

中梵关系的关键问题

中梵关系一直从50年代起，便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外交性的问题，即是承认中国还是承认台湾的问题，而另一个是掌控权的问题，即对主教的任命权问题。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说过："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

梵蒂冈1952年在其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台北复设公使馆并于1966年升格为大使馆。在美国恢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前一年，即1971年，梵蒂冈撤回驻台湾的教廷大使葛锡迪，降低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级别，此后一直再未向台湾派驻教廷大使。即便这样，梵蒂冈罗马天主教廷目前是欧洲国家中唯一在外交上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的国家。

在谈判中，中方要求梵蒂冈放弃台湾，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从技术上来说，笔者以为这对梵蒂冈并非是件特难的事，因为自71年始，梵蒂冈跟台湾的外交关系并非紧密。 而梵蒂冈要做的事，就是在与中国正式建交同时，如何把台湾轻轻地放下，使得台湾和世界察觉不明显。

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会议决定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教廷的关系，同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有其一致性，即天主教应跟其他宗教一样，必须"中国化"， 而中国化的要义就是受共产党的掌控、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在掌控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哪一方有实际的主教任命权。只是在邓、江、胡的时代，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似乎显得宽松些。自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放弃了阻挠自选自圣主教寻求教廷承认的政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方面过去自选自圣的主教，可以较为公开地向梵蒂冈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冈方面认可为合法主教。 而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天主教的掌控能力比较往年有了更大的信心。2018年的秘密协议，多少反映了这种"自信心"的存在。根据那个协议，教皇认可8个由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作为"回报"，中国认可了两位获梵蒂冈祝圣的主教 。

各种迹象表明，台湾的问题似乎在今年的协议中会比掌控问题显得更重要。因为在处理了香港问题后，剩下就是台湾了。在外交上孤立台湾，化解台湾仅有的15个邦交国，是整个"统一祖国" 计划一部分。如果能使梵蒂冈换位，就等于拔掉了殴洲最后一个台湾的邦交国。就如中国国内一位匿名的宗教问题专家所说的，一旦解决了台湾问题，那就大功告成，中方就会温吞水似地处理梵蒂冈那些关于掌控权的要求了。

梵蒂冈的考量

那么梵蒂冈与中国"复交"的动力来自何处呢？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年全球基督教报告（Global Christianity)，2010年中国有5800万新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从增长情况来看，普渡大学宗教问题专家杨凤岗估计，2018年中国总共有约1亿基督教徒。而相比之下，台湾天主教徒则是20万。

同样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570万的天主教徒属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而其他大多属于政府认为非法的"地下教会"。

梵蒂冈主张跟中国恢复关系的一派认为，跟中国官方的和解，是唯一的能帮助那一大批被迫害的地下教会的教徒的出路。而和解就意味着妥协。双方各自承认任命的教主，就是一种必要的妥协。积极支持中梵谈判的、梵蒂冈内部一个重要官员即意大利的红衣主教Pietro Parolin 如此说：与中国恢复关系"有利于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而他们正是我要热情拥抱的兄弟，特别是那些曾经受难并还在因为信仰受迫害的人"。 为此，梵蒂冈迫切地期待着北京让其建立名正言顺的大使馆。同时，梵蒂冈并不想撤回在台湾的代表处。

梵蒂冈的主和派认为，梵蒂冈在与中国建交中可采用所谓的越南模式。它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针对越南地区主教选举问题（祝圣），采取的是一种"默许"策略，越南地区信徒选举产生地区主教，并且得到越南政府的认可，越南天主教组织向梵蒂冈教皇提出名单，梵蒂冈教皇对此不持异议。

中国的考量

尽管中国对越南模式并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基督教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已经获得了不少掌控的经验。 所以，在"由下而上"地任命主教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可以给梵蒂冈吃定心丸、使其相信中方的"宗教自由""宽松"政策，另一方面，可像2018年以来的做法一样，认可1-2个受梵蒂冈祝圣的主教。如上所说，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中方一贯坚持在中国与台湾问题上有我便无他的原则，即梵蒂冈必须在与台湾断交的前提下才能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这一点上，今天非但没有让步，而且显得比以往更为迫切、重要。 

梵蒂冈的妥协

如果仔细地观察比较一下中梵双方作的让步，那显然，梵蒂冈作了远比中国大的妥协。2018年秘密协议的签署本身，就意味着梵蒂冈放弃以前坚持的几项原则，其中主要的是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向北京让步。这从2018年以来双方不对称的互相认可主教的数字便能看出：8比2，即梵蒂冈认可了中方任命的8个主教，而中方则认可了由梵蒂冈祝圣的2个主教。

至于今年以来的几个事件，更表明梵蒂冈明显开始在讨好中方。 比如说，在抗疫期间，中国与台湾双方对意大利以及驻罗马各种慈善机构以及宗教组织捐赠不少医疗物资。梵蒂冈在公开场合则公开赞扬中国，而避免提及台湾的贡献。在全球疫情严重阶段，当很多国家提出把台湾重新接纳到世界卫生组织时，梵蒂冈却没有支持。当欧洲各国在中国在香港引进国家安全法之后，纷纷表示抗议之时， 梵蒂冈却始终保持沉默，为的是不要激怒中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梵蒂冈那些积极发展中梵关系的势力，一直比较乐观。比如说，天主教教皇方济各2016年10月5日公开接见了一位中国大陆主教徐宏根。徐隶属中国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后来，2019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房兴耀在梵蒂冈参加了一个主教峰会。这一切，点燃梵蒂冈今后让教皇方济各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的希望。梵蒂冈的主芯、红衣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 对中梵互动充满信心，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尊重，条理清晰，共同负责和具有前瞻性"的互动。

孙子兵法式的"智慧"的竞争

当然，人们也看到，自谈判开始，不少天主教圈子里的有识之士不断向梵蒂冈的决策者提出批评和忠告。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指责梵蒂冈对中国威权制度态度幼稚。梵蒂冈对中国教会的情况了解到底如何，笔者无法估测。但是，如果了解中国官方如何对待宗教，陈日君主教的指责不无道理。

记得笔者在8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毕业时，当时的陈姓系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谈话。谈话总的意思是，那时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刚创办不久，党需要派送一些既懂外语，又值得信赖的年轻人去学习，并在那里为党工作。她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当时，我个人确实对宗教学有着特别的兴趣。但是，从她描述的任务来看，显然她是要我去那里一方面进神学院学习，另一方面今后成为党的"线人"。这种"秘密使命"不禁使我听后有点毛骨悚然。我最后很客气地谢绝她提供的机会。二十多年过去了，2011年起我在上海交大任教时，我在徐汇校区的办公室不远处就是著名徐家汇天主教堂。每次路过，我禁不住会想，那里的神父和主教中有几个是党的"线人"啊？ 从85年至今，按逻辑，相信全国天主教内为党工作的"线人"肯定已不少了。关于这个，在香港的陈日君主教也许比梵蒂冈那里的决策者了解的更多。 

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的谈判，可以说也是一次智慧的竞赛。梵蒂冈是否在最近的谈判中会犯幼稚和误判的错误，那只能等第二个协议出来后再判断了。笔者估计，基于道德的压力，梵蒂冈不至于会彻底抛弃台湾，而中方实际上也并没有作好让梵蒂冈在北京建立使馆的准备。因为一个宗教政体的使馆跟一般国家的使馆不同，一旦作为一个实体在中国存在，官方更会担心教徒们"里通外国",除非梵蒂冈放弃一切与教徒和教会必要的互动需求。至少目前梵蒂冈还不会接受在中国开一个完全受中方摆布的使馆。至于掌控权、即对主教的任命权的问题，第一个秘密协议的模式已基本定型，第二个协议将会是第一个的延续而已。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后中国与梵蒂冈的互动将日益加强。

但愿上帝真正保佑全球的包括中国天主教教徒！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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