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被认为十年来最重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键词是提振信心。因为今年中国经济之表现，可谓是1978年实行改革后最糟糕的一年，比八九六四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要坏。年初北京当局设定的增长目标是5.5%，但现在看来乐观的估计也就是3.2%，近乎腰斩，而实际经济状况，恐怕比数据更难看。

最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当然是改变之前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重新拥抱资本和私营经济。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做出了改变，习近平在会上为让民企吃定心丸，还公开表示他是一贯支持民企的，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但是由于之前政府实际实行的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特别是打压资本和平台企业的做法，包括地方当局以法律名义抓捕和重判一些知名企业家，没收他们的企业和个人财产，已经产生了广泛和恶劣的影响，短时间要想民间资本和企业家们响应政府号召，恢复他们的信心，恐怕很难。

何谓GDP主义

好在中国政府拥有多种政策工具去调节经济，在这方面，北京当局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很大，主要银行也是国家的，政府还掌控其他资源。最重要的，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参与者，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府，发展经济是它们的本分，在过去40多年的大多数时期，它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招商引资，想方设法让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学界曾以竞争型政府来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诀。因为都想在发展经济上超过其他地方，比着赛看谁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增长水平高一点，所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除了经济，还是经济。

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竞争的主要办法，是用GDP来考核官员，GDP越高，该地的主政者越容易得到提拔。此谓之GDP主义。故为了做大GDP，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引进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和污染企业，因为它们一般投资大，见效快，短时间就能催高GDP，但也导致中国很长时间污染非常严重。不过，中国的经济的确因此而得到高速发展，40年来年均GDP达到8%以上，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罕见，尤其考虑中国的体量，可称之为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其他国家，包括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学不来的。

官员集体躺平

但是，北京当局用GDP作杠杆驱动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其中主要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劳工权益的漠视，引发社会的广泛争议和舆论持续不断的批评。胡锦涛后期，中国政府开始有意对GDP主义纠偏，到习上台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很庞大，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习为集权，不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经济上，强调政治挂帅，加上运动式反腐导致官员没法关注经济，GDP主义渐有退场的架势，至少官员的升迁不再和他的经济政绩直接挂钩。

按理说，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再看重GDP，本是好事，但如果出于集权的政治需要而非社会更好发展的内在需求，GDP主义退场的结果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员的集体躺平，不想干、不愿干也不敢干，因为谁都不知道会触犯哪根政治律条，不如不作为。然而，不要GDP主义不等于完全可以抛弃经济增长，毕竟中国还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绝对贫困的人口总数还是相当大的。其实即使发达国家，也不是可以不重视经济的。习当然亦清楚这点，按他的想法，是牺牲一定的速度把经济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政治介入抑制经济

可当经济被导入政治因素后，速度被牺牲掉了，但换不来高质量发展。因为经济有其自身规律，它虽然少不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干预，特别在中国避免不了政府的行政冲动，可过于强烈的政府意志，尤其习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济，并且频繁用行政手段去贯彻这种意志，搞国进民退，抑制资本，进行各种折腾，经济的内在活力也就会被抑制和窒息。特别是过去三年，动态清零更是让经济处于休克状态。

以房地产为例，为抑制高房价，政府用了很多政策工具打压房地产，甚至直接用行政命令冻结市场交易，让关联各行业的房地产市场熄火，而政府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根本不足以弥补压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到今年下半年，当局终于意识到这个后果的严峻性，试图在信贷、债券、股权三个方面稳房市，可基本没效果。前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8%，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3.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6.6%，是所有行业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占国家全部投资的近1/3，房地产的萧条也导致中国经济提前进入寒冬。

地方已无防疫经费

房地产只是一个表征，经济的困境已经并将继续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连防疫的钱都没有，因为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很多基层政府实际已经破产，这或许是当局这次突然放弃动态清零的真正原因。因为此时保证社会不出大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抗议比维护领袖个人的面子来得重要。但是放开疫情只是挽救经济的必要一步，要重振经济，激活信心，关键还是让官员像过去一样去拼经济，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国家，若官员不带头作为，单靠民间的力量很难使经济有大的起色。

这就不难理解，最近有多个官方学者和研究机构建议当局将明年的经济增速设定在5%以上，以引导社会特别是官员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实际就是要让当局重新捡起GDP这根指挥棒。中国社科院原院长、曾做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谢伏瞻，前不久在社科院的明年经济形势预测发布会上，公开鼓吹GDP，用他的话说，增长目标是关键指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锚，是引导全社会预期的风向标，也是各地区、各部门对标的参照物。通过制定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来稳定社会的心理预期。

民间对政府打压仍有阴影

目前来看，中国明年两会大概率会把经济增速定在5%，由于今年的经济增速实在太低，虽然疫情放开后感染人数的激增会让中国经济至少在明年第一季度依然不太可能好转，但下半年应能摆脱疫情的困扰，普遍认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不可能的。多个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也已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上调到5%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中国明年能够实现5%的增长水平，也不表明中国经济就完全走出泥潭，恢复了过去的活力。首先，民间资本和企业家对前几年当局的打压还是会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很难相信政府的意图，处于一种半观望状态；其次，只要当局的反腐仍以目前的频率进行，官员们就不敢放开手脚大干，而习时代的各种政治禁忌，依然对他们是个制约。

所以，仅仅发出GDP这个信号是不够的，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将国家的各项政策都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可能再次启动中国经济，让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明显的活跃期。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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