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重新强调要振作民企信心，再提当年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 它指的是浙商强烈的创业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但是从对政策和宏观经济最敏感的资本市场表现来看，这个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代表大中型企业的沪深300指数，还是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指数，都徘徊于近几年的底部区域，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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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激发了本土企业家精神，同时也吸引了海外企业家加入，才得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所以，焕发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精神，本是题中之义，为什么总在舆论场中备受质疑，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纠正呢？因为想要焕发企业家精神，就需要完善产权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企业家吃尽千辛万苦，是期待获得并保有其创业成果的。而保护其成果的产权制度，却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是政府的职责。
所以企业家是产权制度的需求者，政府是产权制度的供给者。供给和需求匹配的好，自然经济增长的快；但这样的匹配，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常常会出现错配，于是才会有舆论场的争议。从最近几年的两个小事情，就可以管中窥豹。
疫情管控体现执政理念
其一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三年中，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疫情管控政策，对一些会导致病毒传播的公共场合给与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于关停。政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关停私人营运的餐厅、电影院，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对这些民企来讲，不折不扣地是受到了产权侵害。这时候，是从政治角度要求这些民营企业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还是从产权保护角度出发，对这些受伤害的个体做出补偿？具体方案就体现了该政府在外部冲击下的执政理念。
恰好，笔者有朋友分别在德国和中国从事这类经营活动。在对比中不得不感慨：虽然德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没有中国政府来得快，但是它的产权保护意识要强得多。中国地方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往往一个文件，甚至有时候文件都来不及，电话通知就可以关停一批民营企业，但是往往关了就完了，对于民营企业家和员工的损失，没有一个合理补偿的制度。但是德国餐饮行业的朋友就告诉我：德国政府在关停的同时，会拿出一套补偿办法，老板和员工都有相应的补偿，虽然不能说让人人满意，但是相较于中国政府，那是好的多了。
当然，中国政府在产权保护方面，实践经验远不如德国等发达经济体，或许未来再次受到这样的突然的外部冲击时，会做的更好，或未可知。
一年前，面对经济急剧滑坡以及各地爆发的反政府抗议，中国官方终于放弃了习近平亲自决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动态清零”政策。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怎样开始向“群体免疫”迈出了步伐。
图像来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2022年12月7日午后，当许多市民正和往日一样排队做核酸之时，中国官方宣布了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除了没有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外，有关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不再查跨地区流动人员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规定也显示，中国告别了长期坚持的清零政策，开始通过放松防疫措施逐步将社会导向经由感染奥米克戎病毒实现“群体免疫”的道路。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11月11日，中国的”清零沙皇“、副总理孙春兰还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强调，中国日前出台的二十条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是放松、更不是“躺平”，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由于所谓的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部分内容与“动态清零”总方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地在防疫中“层层加码”的问题仍然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11月24日，在部分居民被封控已长达100多天的乌鲁木齐，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严格防疫措施导致被封在楼里的民众无法逃走、消防人员也长时间不能越过障碍救火。官方称，火灾造成包括儿童、老人在内的10人罹难。该事件最终成为各地爆发反清零、反封控、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很长时间以来，清零政策导致的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已经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对许多人来说，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隔离、歧视、封控以及一些防疫人员对权力的滥用。
乌鲁木齐大火在数十所大学和多个省市引发学生和民众的群聚抗议。反封控、反核酸、反清零成为其主要诉求。上海市民11月26日晚间涌入当地的乌鲁木齐中路，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各地的抗议活动中，许多人高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随着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滑坡，民生艰难、失业人口猛增、类似文革的场景重现，民众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最突出的事件是中共二十大前夕、2022年10月13日发生的北京市四通桥抗议行动。名叫彭立发的抗议者打出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
尽管对新冠的研究和海外抗疫的经验已经证明一年多来占主导的奥米克戎毒株致病力低，死亡率已低于流感，中国官方仍坚持在抗疫之初取得较好效果、习近平亲自决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目的之一是想显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最高领导人决策的正确性。 为此，中国官方仍大力宣传奥米克戎的危害，将海外放松疫情管控称为”躺平“。由于缺乏真实信息，当有20多万员工的郑州富士康发生疫情后，上万工人为防感染以及不满隔离条件而逃出厂区返乡，令工厂生产面临巨大危机，iPhone减产。后来招入的员工又因待遇问题暴动，遭到当局镇压。
中国抗疫初期，身着白色连体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最美逆行者”。随着地方组织的落实封控的人员以及警察也穿上这样的防护服进行核酸检测、消杀、监控、转运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大白”成为这些人的代名词。有关“大白”使用暴力的负面报道和投诉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将他们称为“白卫兵”。新十条中有关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可以居家隔离，不再一律强制隔离，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不得采取各种形式临时封控等条款受到民众普遍欢迎，反衬了”动态清零”的不得人心。
新十条公布后，一些网民到武汉医生李文亮的微博账号下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李文亮在中国疫情初期最早拉响警报、却遭到“训诫”，被称为疫情吹哨者。他染疫身亡后，民众自发悼念他，表达悲愤。微博用户在他的账号下写道，“凛冬已过，你看到了”，“医生，我们挺过来了，我们就要自由了”。
新十条一旦真正落实，图中北京某地的这一场景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新规公布后，旅游平台上的机票、火车票搜索量激增。许多民众期待能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由于奥米克戎传染性极高，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很快将出现感染潮。过去一年多来，中国的防疫主要放在“清零”上，疫苗接种停滞不前，现8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有40%的人接种了三针疫苗，因此，保护老年群体，“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迫在眉睫。这也是放弃清零政策后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尽管今年3月上海出现疫情时，就有专家主张“与病毒共存”，但高层仍然决定封城“清零”。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给民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也令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压力。近几个月各地不断封控加剧了外贸下行的趋势。德国工商会表示，因中国的封控政策等原因，超过三分之一德国在华企业计划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扩大生产，增加多样化。对于中国现出台放松防疫的新政策，德国经济界大多感到松了一口气。
为了替新冠政策转弯做铺垫，中国近日让专家出面宣传奥米克戎致病力低，目前无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等等，但部分民众仍对放松防疫的步伐是否一下子走得太大有所担忧。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批准西方疫苗供民众施打，同时强调国产疫苗也对防止重症和死亡具有很好的保护力。新政策公布后，中国很多民众从先前的囤食品转为囤药物，准备迎接感染潮的到来。有专家称，最终90%的人将感染奥米克戎，但达到群体免疫需要多长时间，尚无专家出面预测。不过，世界杯观众席上人们不戴口罩尽情欢呼的电视画面已经让中国民众看到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厚此薄彼的“德政”
其二，最近四五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一方面动用公共财政加以补贴，另外一方面修改原来的物权法，降低进入门槛，几乎剥夺了底层住户的反对权。从宣传口径理解，政府是出于好意，加装电梯之后能够方便高楼层的住户上下楼。政府认为自己是在行一项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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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明显，这个“德政”是有偏的，对高楼层住户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底楼的住户呢？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了。况且，当初买这些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楼的时候，低楼层的住户花费了比顶楼住户更多的钱，就是为出入方便买单。而高楼层的住户享受了便宜价格，如今又得到政府补贴加装电梯，对底楼住户产生了相对价值的变动，引发了对产权边界的重置。好比大家买票看演出，第一排看的最清楚价格最贵，最后一排最便宜。等大家买好票付了钱进入演出场地后，演出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决定把演出地点从前面舞台搬到后面的空地。这样一来原来高价买了第一排的观众吃了亏，原来低价买最后一排的反而看的最清楚。这样的变动难免引发社会矛盾和混乱。无论你说这是为了照顾老人还是因为最后一排的观众最多，都对产权的边界做了临时调整，不利于个体的长远投资决策。
所以，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中，需要管好自己的手，既不能不动，也不能乱动。每次动，都需要瞻前顾后，不能顾此失彼；也需要着眼长远，不能被短期扰动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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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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