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相对于其秉直正毅的从政风度、身传言教的学术志业，外界鲜为人知的是：九十年代初，庞建国深感于海峡两岸民间智识的交流贫乏，也出于对大陆知识同胞的同情，热心参与台湾学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中国青年团结会”，并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数度出任顾问及担保人。其以勇气、热血与社会责任担当，为良性构建两岸关系做出深植于人心的默默奉献。

在初期两岸远未达成“三通”的时局之下，每一次邀请出身大陆的海外学者，即是一次冒险与庞杂的事务：不仅因经费短缺有时需自掏腰包，抑或因某些不可控的“意外”，而使组织者们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与发展前程。然而，无论时局如何，也无论是其后来出任立委、连战及宋楚瑜竞选总部发言人、马英九政府海基会等要职，抑或回返大学切实执教，三十多年来，其每年每届均以谦和诚挚之姿态亲身参与陪伴讨论。此种精神，也衣钵传承于其门下学者弟子，譬如遭遇车祸仍坚持筹办团结会活动、并在风雨中出任数届会长的青年政治文化学者林奕辰等。 

尤其可贵的是：庞建国先生虽本身属于蓝营政治家及学者，其精心指导的团结会活动却丰富客观与多元。其中既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及众多小党如亲民党、绿党、时代在线的党部座谈会，也包含参观陆委会、海基会、立法院、外交部等公立机关与广泛的学界座谈。除此之外，纪念台湾民主历程的二二八公园、郑南榕纪念馆、景美人权纪念中心等，以及基层的原住民文化、台南农家探访、夜市文化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考察项目。正是在其最诚挚的心血之中，众多海外学者深度体会到台湾社会的实际生活，感受到它的美丽生机与活力，并对台湾的民主转型充满同情与敬佩。

直至2020年4月因台湾当局修法而导致该协会因历史因素解散，几乎在每届海峡两岸学者研讨会上，出身中国大陆的各国学者，均对庞建国先生温文尔雅的风度与真挚友爱的交谈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赴台访问及观选人士之中，不乏在法、美、新、澳等西方学界或国家智库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专家，也有初出茅庐，以好奇眼光打量世界的年轻学人。正如近日大陆、欧盟及美国社交媒体众多学者的沉痛追忆：庞君对大陆出身的学者，犹如家人一样亲切友善；这在近年呼啸而来的政治严苛氛围下，犹如一股清新的甘泉。

于本人而言，正是2004年首次于韩国接受该协会邀请赴台，在观摩中得以接触到台湾原住民语言文化。从情不自禁地佩戴上原住民各种头饰留影，到近年来，有幸与台大、台东大等台湾文学大家们于德国特里尔大学(Trier Universität)济济一堂、共同演讲著述，以及各种场合不由自主地为台湾命运仗义执言，这正属庞建国先生等二十年来洒下的粒粒种子。它们飘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斗转星移，长成了无比珍惜、了解与同情台湾命运的真挚同伴。

今斯人骤逝，音容犹在，深感世事荒谬沧桑。于悲痛错愕之余，勉力拼凑近二十年之马赛克式记忆碎片，惟愿从中一窥仓皇奔涌的时代洪流，一谙真率个体遭受信念冲击之痛苦与渺茫。

理想主义者的玉碎

庞建国先生留下的遗言为“不公不义的台湾，我生不如死！”。考察其遗言与工作室布告，似乎这首先与近日越演越烈的岛内纷争及国民党蓝营接连的选举失败有关。

首先，国民党蓝营在年前的四项公投中失利。蓝营在这四项公投的主张，主要涉及禁止含有瘦肉精（Ractopamine）的美国莱猪进口、重启核电站等民生路线。而仅在其坠亡前两天，在台北及台中市（1月9日）举行的两场立委罢免及补选结果中，蓝营不敌民进党强劲的战术攻略，再次因策略性失利而告败，以致同时在台中失去基本盘、并在台北中正区以微弱票差徒留遗憾。

接二连三的挫败，造成蓝营挥之不去的士气低迷，甚至被观测为年底地方选举中或许进一步失利的风向标。而此时此际，国民党内部因不久前的党主席交接等缘由，新任主席朱立伦并未对选举失败于第一时间勇揽责任。这一切，似乎令人一时难以看到百年老党重振雄风的果敢，似乎也极大地加深了真挚的三民主义者对时局的失望与无奈。

而国际风云方面，自去年10月以来，虽然北京当局对“武统”舆论有意降温，但随着疫情的不断加深，西安天津等城市相继失陷，引发自武汉抗疫之后新一轮官僚主义的批评高潮。在这片混乱之中，美中之间以台湾为棋子的争夺舆论，近期似乎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1月9日，美国鹰派代表之一、海军官校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于台湾《自由时报》撰文指出，“台湾只是中共侵略全球的开端”；而 美国之音1月10日报道，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于学术期刊《规范》(Parameters)刊登文章（《破巢：吓阻中国入侵台湾》），建议台湾不惜采取“焦土战略”，摧毁蒋经国总统亲手为台湾打造的台积电生产设备 （占有全球市场重要价值的台湾半导体行业），以此为筹码施压北京放弃“入侵”台湾。

难以想象，作为一生挚爱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者，庞君目睹耳闻这一切，该有何等痛心？其曾于美国布朗大学专攻社会学与发展理论，博士论文也以台湾的国家及经济转型为例。归台之后，长期专注国家发展研究与台湾经济转型，并自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民党智库科技经济组顾问。面对全球化浪潮，庞教授一直呼吁两岸抓住全球化机遇实行优势互补，譬如共同制定资讯通讯（ICT）产业标准谋求发展共赢等。正是在其亲身躬行的推动之下，两岸成功协商合作，统一制定资通讯产业标准并沿用至今。

面对越演越烈的两岸紧张趋势，一向注重构建良性关系的庞君曾于2019年敏锐指出：时间筹码是往大陆倾斜，在大陆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反中”只会让台湾日趋边缘化。其在社交媒体最后发表的文章，正是去秋撰写的《一个繁荣的大陆会是台湾成长的活水》。时值美国正式推动抗中科技竞争法案如《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及《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不久，在撰文中，其客观分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抵制与科技脱钩，并指出大陆政治改革仍有空间。

其于文末再次呼吁：“台湾经济成长的主要动能都来自于两岸经贸交流，一个繁荣的大陆会是台湾成长的活水”，“大陆若有变异，台湾必无苟免”；但无论是来自大陆极左阵营或小粉红的“武统”叫嚣，还是蔡英文政府日益投入的军备竞赛，以及美国军事界强硬的“护台”行动，似乎都令庞君因其一生投入的理念而处于无尽的痛心与迷茫。而日益民粹化的党争，似乎也成为台湾“不公不义”的写照。种种愤懑、绝望与担忧，令这位笃行三民主义、坚守国家理念，特别是在六四之后矢志促进华人学界认同“更广泛的民主”的儒士，决然选择了激烈的“玉碎”，作为理想主义者最后的抗诉。

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然而，当我们面对复杂纷纭的国事家事天下事忍痛退却一步，从更大的历史维度冷眼旁观呼啸而来的种种洪流怪兽，或许亦有一些感悟：台湾内部日益尖锐的党争，亦是属于现代性进程纠缠于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其所体现的背景，既符合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的发展历程（并不意味着总与顺利相随），亦具备当下这个时代某些一言难尽的特征。

不言而喻，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均先后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虽有力拉动了席卷而过的区域经济发展，但也加剧了财富的贫富分化，甚至在本土内部加深了精英与底层的冲突。在此种背景下，质疑威权，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特别是倾听那些自觉一直遭到忽视的弱势阶层的诉求，已然成为时代气氛。而宣泄情绪、带有一定反智色彩的民粹主义也趁此崛起，其极易与“本土化”，“族群主体性”“文化认同”等带有“同质性”的政治主张相连接，并在面对复杂的政治情况时倾向于情感粗暴的解决手段。

具体到台湾近年的情况，无疑还有以下几个重要观察层面：

首先，对比庞建国先生一向所持、政经思想较为中右的三民主义，民进党相对中左的特征似乎天然符合当下潮流。与之较为相似的竞选或执政胜利，还有近年来同属东亚政治格局的韩国“进步党”总统文在寅。民进党年轻的历史、灵活的基层动员能力、强悍的草根本土性，以及直接的表达及处理问题的方式，甚至蔡英文温和清新的女性形象，均属于竞争强项。这与执行过漫长戒严时期、长期拥有丰富党产资源及精英人才、行事风格较为保守慎重的百年老党国民党相比，更为吸引包括年轻人、同志人群、本土族群在内的选民群体。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力量的提升与国力的强大，对岸大陆也将“统一祖国”这一具备高度父权思维的概念日益提上日程。原本”九二共识”之中的“一中各表”，本为两岸各自阐述的模糊空间；但随着大陆“统一”思潮的明朗化，在国际事务中，“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似乎不可避免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打压取代，近年来甚至遭受武力的威胁。这也令秉持“中华民国”国家信念的国民党在台湾日益处于尴尬地位，其甚至不得不承受民众对于大陆政体不信任的情绪宣泄，甚至被极端台独贴上“出卖台湾”的阴谋论标签。

在这种总体说来颇具“民粹”色彩的时代氛围中，人们难免陷入情感的焦虑与恐惧，政见的差异也难免会放大。整体说来，从李登辉的初步上台、陈水扁的再度当选，直至蔡英文迎合时代潮流的大获全胜，民进党的执政地位方才得以逐步稳健。在这种情况之下，为确保台湾进一步的民主转型，民进党理应特别珍惜历史机遇，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倾力克服台湾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统一对立”、“族群对立”、“南北对立”、“贫富对立”等社会矛盾。但遗憾的是，在对待在野党方式上，民进党当局却时而表现出某种“清算”大于“协商合作”的民粹性特征。

这也正如部分学者观察到：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等，蔡英文当局试图从政治上打击国民党，把国民党、“中华民国”和“白色恐怖”、“威权政府”相联结，并彻底否认中国在“台湾政治史”中的合法性；教育方面则进一步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文化上则强调“台湾价值”等。这些在政经文教等各领域的“去中化”，目的虽在于逐渐切割台湾与大陆在各方面的联系，但更危险的是，其令主动参与台湾民主进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奠定民主改革必要条件的国民党，似乎正在日益失去合法性。 

由于国民党人才多为智库型专家学者，本身并不善于运用新媒体进行自辩或动员。但即使是在二战之后的民主后发国家中，整体打击民主体系中合理而必须存在的在野党，使之一步步面临污名化及边缘化，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因此这也引起观察者们质疑：以反抗国民党威权出身的民进党，自身是否能突破其“天生”的革命性基因？如若在某种程度上，其集体无意识地重复“革命性”政党掌权之后常见的“排除异己”及“清算”，民主转型的前景，亦将会充满分裂、困难与危机。

而其中，首当其冲引起华人学界广泛关注的事件，是2018年民进党教育部对选举产生的台大校长管中闵（曾任马英九时代的政务官员）的拒绝任命。正如当时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CY Cergy Paris Université）大学张伦教授在《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台湾民主向何处去》)：如果只以蓝绿划线判断是非，以独统评判国事，甚至不惜以行政命令干扰大学独立与程序正义，“恐将恶化岛内政治生态，毒化社会与学术氛围，并延误台湾有关国家发展、经济政策和文化理性的探讨；也会使人们在面对未来时丧失方向，陷入茫然与无力”。

台湾路在何方？

观照庞建国先生愤激沉痛的遗言，令人不由得想起清华大学国学院王国维先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值得思索的是，在其绝望的身后，付出社会极大代价的北伐，并未真正解决派系之争，反而在随后的历史关键节点屡屡造成极大的牵制。而更值得观察者们注意的是：类似的激烈事件，近年在台湾政坛已然不是孤例。2020年6月，高雄市市长、蓝营政治家韩国瑜遭到罢免，高雄市议会长许昆源同样发出“社会这么没有是非”之感叹，并同样以高空坠亡的方式，以血肉之躯向社会“因特定政党而失去是非、正义与真相”，做出激烈抗争。

而自中美贸易战升温、且旷世疫情爆发以来，中美经济脱钩与科技竞争进一步激化，世界意识形态的较量及利益纷争也日趋白热化。当前，在涉台问题中最为主要的三方，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亦或美国，均同样面临着来自自身内部及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挑战，前途均充斥着某种风险性，即各自面临着亟需解决的难题。

美国自国会山暴动以来，如何对内安抚全球化过程中失利的底层白人，克服“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义思想，并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更为紧要的，则是克服当下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对外重塑有效率有效用的国际协作。而于中国而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规范市场化，以及克服僵化的官僚主义体系，遏制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如何应对维藏蒙等少数族群的主体意识要求，以及对待人权议题及言论空间等，亦成为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在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所推崇，各国仍需持续发展经贸的前提之下，2022年1月1日，中国大陆加入的东亚板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正式生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该组织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争端。中国的加入，可视为其继续开放，谋求国际协作的重要信号；其无疑也将与日韩等东亚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同盟体。而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告，2021年中国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可以预见的是：因最早从疫情中恢复，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仍然具备一定上升空间。

而同样出于对国际合作及经济发展的考量，蔡英文主导的台湾政府则不得不竭力促成颇具争议的美国莱猪进口，以确保《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的运作，并希望以此换取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加入。并且，虽然当前政府在四项公投中取得胜利，从而否定充满争议的核电站重启等，但从长远来看，台湾的产业耗能问题仍将充满争议，能源使用也与国际减碳的紧急趋势相违和。这种种勉力的应对，亦可瞥见民进党当局执政中的被动与不易。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大陆意欲打造世界科技强国的雄心之下，如何确保台湾的民主体制及社会繁荣，并在产业竞争方面不致被边缘化，民进党不仅需要与国民党等颇受经济界支持的在野党共同协作，还需一道开拓扩大现有的产业格局，以争取在数字化经济时代避免类似香港的发展瓶颈。同时，因其体量关系，为赢得稳定的发展空间，显然也需避免在军备方面投入过多的国民经费，并避免成为中美军备装备与军事操练的紧张前沿。

或许，面对纷扰的全球化问题，以及风险社会、历史宿怨、党争与民主等一系列议题，台湾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不容忽略的层面是：台湾的民主体系是社会共识，并非某一特定党派所独构专有；而蔡英文政府作为当前执政党，不管其面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态度如何，仍然需要加强执政能力，寻求民主政体与经济民生的持续发展，其中也包含统合族群、遏制台独的极端性与激进性。

在现任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于柏林自由大学等多场演讲与问答中，不难获悉：蔡英文总统在连任之际，也曾谋求两岸良性互动而希望与北京对话。但或因其代表的政治光谱或推行的政治主张并不符合北京期望，而遭大陆拒绝。而当大陆宁愿采取威吓警告的方式而非对谈合作，这又反过来加深了岛内的矛盾情绪。

总而言之，在当前国际博弈的大环境及险恶的疫情之下，不仅台湾内部两大党派，中国大陆、美国命运及前景，均总体处于紧张与焦虑状态。而近年来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则对这种焦虑状态极大地推波助澜。因此，惟愿一生真挚坦荡、热忱公义的政治家学者庞建国先生激烈的以死明志，沉重地撞击在世人的心上，并带给当下时政沉痛的反思；同时，也愿这份惨痛与惨烈，警醒台湾及大陆政坛审时度势，双双重回战略模糊状态。

如同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只有当我们撰写台湾文学史的初衷，建立于强烈的“治愈”目的，或许方能在更旷阔的流域，安放下台湾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学，从而使台湾文学史的概念丰富多元、熠熠生辉。而也只有淡化恐惧心理及紧张对峙，台海两岸方能各自克服族群、党争、贫富差距、社交媒体等带来的各种社会撕裂，谋求社会共识与治愈。而也唯有这样，方能切实改善各种社会之中最为宝贵的“人”的处境，并更进一步接近文明与公义。

作者吕恒君（Hangkun Strian），德国独立学者。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哲学博士，德国德语国家及地区汉学学会（DVCS）会员。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德国之声在报道“自杀事件”话题时采取高度谨慎态度。有迹象显示，特定报道形式可能引发模仿效应。如果您出现轻生念头或者处于心理危机状态，请不要犹豫，立即寻求帮助。详情可参阅网址https://www.befrienders.org/chinese。

© 2022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