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摆在我们面前是两个不同的数据。根据追踪撤稿文章的微信公众号“诚信科研”统计，截至到2023年12月26日，英国的自然科学杂志平台Hindawi，撤回了9,408篇论文，其中8,315篇论文作者是中国的学者。撤回的原因有四个：出自“论文工厂”、抄袭、数据不可靠和同行评议造假。另一个数据告诉我们， 2022年全年，全球有5488篇SCI科学引文索引，涵括自然科学学科的核心期刊撤稿，其中，中国SCI撤稿2879篇，占全球所有撤稿量的52%。

实际上，最先发现问题的，看来不是中国的教育部，而是科技部。 2023年5月底到6月初，中国至少有30多所大学发布“清查学术不端问题论文”的讯息，包括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其中引用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论文学术不端自查和挂名现象清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于去年4月27日印发。清理范围为2018年以来的学术论文。

于此同时，最近国际上也报道一些中国的正面的信息。  2022年，中国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继续保持在第2位。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去看“高被引学者”的人数来看，中国目前为1275人，仅次于美国的2669人，排在第2位。另外，最近英国调查公司Clarivate（科睿唯安）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科学院就引用量来看，超过美国哈佛大学，首次排到第一名。其理由是在研究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的高被引学者人数有270人，超过了之前一直排名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大学2023年的这一人数是237人。尽管考虑到中国科学院的规模之大，排在第1位并不令人惊讶，但不管如何这也算是个正面的发展。 

问题在于，中国发展是一种坡脚式的发展，没有一种学术成果与学术氛围的平衡。

养鸡场的场长

自我2007年进入浙江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开始，笔者就深感当初的中国重点大学的美国化比任何一个德国大学都要厉害。系里规定的教师当时用的教科书，是美国的，教师的评审制度不仅是美国化，而且比美国还要残忍和无情，因为这种缺乏人情的、学术氛围的压力，远超美国。 每年年终大学教师都需通过非常扣克的评审。有趣的是，这种评审是往往那些非学术人员的管理阶层的干部对学者的评审。

而对所谓的985大学来说，当初评审的标准主要就是看该教师的在人文社科领域以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杂志上论文发表了多少。而对那些外语不是很好的教师则看在国内最高的级别是CSSCI——即所谓南大核心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每次我参加这种年终总结会的时候，颇有一种感觉是，中国的大学就像一个养鸡场，一个学院的院长就是这个场长，他每年的任务就是数鸡蛋。而这个蛋大小好坏都无所谓，只要能下，就是一个成果。在我上海交大任职期间我已亲眼目睹了一些忠实于自己的学问，但暂时没有“下蛋”的年轻教师，不得不转到那些低档的大学去。 跟国内那种充满着物质主义精神社会一样，大学最终看一个人就看他“生了多少蛋“，而不是看其学术研究的功底和质量。 

当然应该承认，尽管把国际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看作是最高标准，确实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帮助了国内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建立其一个国际学界认可的标准问题。但这并非是官方的意图，官方的意图是通过论文的数量来证明中国式的压力、弯道超车的政策是成功的。 

问题在于做学问需有个诚实的态度。而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就有点像共产党本身一样，不够诚实。尽管有时想想，有的人用不诚实的方法发表论文，实在也是在压力下为了生存所为，因为不下蛋等于丢了饭碗。但这种氛围实在是中国“棒子底下出孝子”的翻版。根本谈不上一种学术的氛围。大学的良好学术生态是教师出成果的最大的前提。而诚实、自由、独立是良好的学术氛围最起码的要求。我在德国、加拿大任职期间，尽管各个教师感觉有压力，但是这都是自我学术追求的表现，而不是那种养鸡场“必须下蛋”的氛围。尤其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在同事之间有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团队精神，大家能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且在讨论没有那种“禁区”，给自己划红线的做法。

习近平的药方

中国高校5、6年前那种极端美国化的实践，当然是由于当初超车走捷径，赶上美国的动机的表现。它给中国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弊病。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似乎成了一种共识，即做学问是有标准的，而这种标准就是现有的国际标准。 

习近平上台后，他努力改变那种中国高校那种极端美国化的趋势，换言之也是要努力改变这种标准。2016年时，他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总之，他的意思是，要中国化。

在社会科学方面，所谓的中国化，就体现在如何用学术的专用语言来解释习近平的思想。于是，大学里便出现与论文“下蛋“并行的另一个评审标准： 看哪一位教授在给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层面报告中”中奖“的。而这个中奖就是看某个领导是否在该报告中画了圈或者做出正面的评价。 换言之，一个社会科学的教授的学术水平最终又某个干部来决定。 这么一来，真有个别的学者，热衷于给领导写”建议“送”报告“。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有这个能耐这么做的。于是，原来的那种所谓美国化的评审标准，即以发表论文为主导的审核制度，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在一个“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不仅是延长合同的前提，而往往还能得到大学的奖励。于是，即便那些暂时没有能力的大学教师，也绞尽脑汁去弄一个论文。在这种氛围下，论文工厂孕育而生，而且在中国获得了明于心而不言于口的“合法化”的地位。 
习近平至少对此显示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只是在目前中国科学界在论文作假方面如此惊人的地步，教育部才开始这种撤稿论文自查工作。 
走下坡路无法避免

但即便大学进行上述的自查工作，可以断定，论文工厂将继续存在下去，国内审查中托人情走后门的情况也将继续存在。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习近平那种“中国化”的实践、看领导画圈的评审方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笔者确信，在一个没有真正自由和自主的环境下、物质主义、结果主义横行国家作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持续的。
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学术领域，跟一个健康的学术研究氛围是有着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自然科学的研究 与社会科学大不相同，而且在物质主义、结果为准的环境下，自然科学研究会保持一定的惯性， 但其持久性还是取决于整个科研生态，取决于整体自由的程度。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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