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华丽和铺张的百年党庆已经落幕，从习近平的长篇讲话看，百年党庆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共缔造了一个"新中国"而且让它重新变得富强。因此，无论从这个逻辑推导还是习在讲话中的明确宣示，在下个百年中，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会继续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习自己作为跨越前后两个百年、且是后一个百年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也就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堪与毛比肩的领袖的历史地位，这就是习通过这个庆典要告诉人们的东西，从而意味着习必然会有第三次连任。
百年党庆发出的信号
尽管习在百年党庆讲话中传达的意思并不新鲜，不过，陈词滥调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述，比如关于党和人民的关系，他声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共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述，即党、国家和人民是三位一体的，任何想把这三者割裂和对立的意图和行动都不会成功。这当然针对的是去年以来美国和西方及中国内部反共力量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来这种做法的强烈警告，但也是对过去中共事实上形成的"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升级和强化，即从"党国一体"变成"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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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所谓的"江山"指的是国家，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意思是，国家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国家。习将国家和人民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才有中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说法以及"中共根基在人民……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的表述。既然中共"守的是人民的心"，"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那么中共也就和人民完全融在一起，不分彼此；换言之，习要表达的是，中共不单来自人民，是人民的代表，而且就是人民本身。习就这样通过这种论述，打通了党、国家和人民"三位一体"的关系，并通过百年党庆向外部发出这个信号。
中共过去虽然没有明确宣示党即国，国即党，然而它所建立的体制是一个党国体制，只是这个党国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到习上台前的这段长时期，党由于经济发展和对外部开放的需要而一度放松了对社会、经济乃至一定程度上对政治的控制，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党暂居幕后，让国家也即政府走向前台去管理和控制社会，可即使如此，党依然在幕后起协调和主导作用，只不过是这种作用不是直接通过党来发号施令。但习近平也许认为党退居幕后会削弱党的力量从而动摇党的统治，因此在他上台后便开始调整以前的党政适度分开的做法。党不再在幕后发号施令，而是直接上前台做指挥官，代替政府直接管控社会。习近平时代，党在中国的角色和地位大大地得已强化，党国不分、党国一体重又成为中国政治的鲜明现象和特征。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建政以来，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历了五代“中央领导核心”。而在他们之前，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已被人遗忘。
图像来源: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陈独秀（1879-1942）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1920年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1927年辞职，1929年因与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复杂坎坷，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接受过托洛茨基主义，曾被国民政府拘捕监禁。中共建政后长期对他的官方评价是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博古（1907-1946）本名秦邦宪，生于杭州，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由于红军在他的领导下连遭重大损失，他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1946年博古在国共和谈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899－1976）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张闻天来到中共根据地瑞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陕北随着毛泽东权力的扩大，张闻天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住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张闻天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其党内领导地位。中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但是毛泽东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主导或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造成中国社会千万人死亡、经济蒙受巨大损失、文化遗产遭严重破坏、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断裂等危害后果，这也让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时代》杂志仍将毛泽东列入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刘少奇曾经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之一。他曾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国国家主席。有看法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头衔。1968年，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于河南开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邓小平曾在中共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
毛泽东生前指定华国锋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毛泽东逝世后，与汪东兴、叶剑英等联手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为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980年年底华国锋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国官方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生未曾担任过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2018年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客座评论中评价邓说：“从邓一生的革命经历看，虽然他是个务实派，但本质上，邓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DNA。……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过，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党内其他元老的不满。到了1986年前后，邓小平等元老认为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纵容"全盘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赋闲的他，依然受到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学生群体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辞职时，党内高层人物中只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岁的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随后，民众对这名中共前总书记的悼念活动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遭致镇压，酿成“六四”惨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间，这名推动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主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中共前总书记，一直是“敏感词”。图为198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期间，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
赵紫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开国元勋周恩来之外，李鹏无疑是其中资历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鹏担任了十年总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还曾担任五年名义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委员长（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鹏在中国政坛及社会中的名望却几乎是历届总理中最低的。这一点直到其去世也没有改变，而其症结无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学者章立凡对李鹏的评价是：“尽管在任内乏善可陈，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阴影，但李鹏实确实忠实于中共信仰或其执政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共标准的共产党人。”
八九民运爆发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在一些中共元老们的推荐下，邓小平最终决定用江泽民取而代之。当时仅担任了短短两年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列维评价江泽民时说：“在大部分外国观察家眼中，他被视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北京学者章立凡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张扬个性，有表现欲”的领导人，“善于弹奏乐器，时不时还唱首歌。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才艺”。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并最终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写入中国宪法及中共党章。
除了初期经历了六四后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动荡之外，在江泽民随后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国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先后迎来加入世贸组织、香港回归和申办奥运和世博会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同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5年才彻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后的江泽民依然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出席各种活动。历史学者章立凡分析说：“中国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虽然邓小平废止了终身制，但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废止老人干政。江延续了这种老人干政的传统，整个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老人干政的状态之下。”
胡锦涛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任内的政治体制也被一些媒体称作“胡温体制”。胡锦涛在执政期内延续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强调“不折腾”，以较为低调的姿态保证了中国经济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反对者批评胡温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或者应对不力，给外界以十年不作为、击鼓传花的印象。有看法认为，“老人干政”之下，“胡温体制”实际上是“九龙治水，互不相让”的寡头体制，造成腐败横行、军中权力被架空、政法委变成独立王国的局面。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习近平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权力的非终身制最高领导人。
温家宝于2003至2013年间担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政下的重要领导成员。2013年3月，温家宝卸任前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价他是“胡锦涛主政下最高领导层中唯一一个敢于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间接表示，他可以想象，可以把中国村一级的选举制度提升至县和地区一级，可以允许更多民主。他也是将民主和自由称为普世价值的唯一最高级别官员。但是，温家宝在其10年任期中没有做出过努力，让设想成为现实”。《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认为，温家宝任内“中国政治大幅退步，经济上更造成国进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大篇幅刊发关于温家宝的家族成员在温家宝担任领导岗位期间，借机贪污了至少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相关报道，引发各界轰动。
出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也是首位担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的“红二代”成员。习近平上任之后，尽显强人政治作风，与前两任形成较大反差。针对党内，习近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导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大批官员入狱。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厉：媒体管束更为严格，民间维权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于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区的政策也显得更为强硬。与此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中国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也被视为北京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尝试。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投票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使得习近平有可能长期执政。许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本人的强势风格以及围绕他个人的形象宣传，是毛泽东之后历代中共领导人中最为突出的。
无论从政治理论还是现实来说，政党、国家和人民都有明确的分野，政党就是政党，国家就是国家，人民就是人民，虽有密切联系，但彼此不能等同。将党、国家、人民变成三位一体，是混淆了不同的事物和概念，抹杀它们自身的本质特征。而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做，从党国一体升级为党、国家、人民三位一体，外部要分化和离间中共和人民的关系是一个刺激因素，让他感受到如果不将人民和党的关系紧紧捆绑在一起，在中共和美国西方的对抗中，人民有可能会被离间而同中共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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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外部因素只起一种催化作用，根本的还是极权体制自身的需要，是习近平打造人民领袖形象的内在需求。极权体制从来都是宣称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它打着人民的旗号，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化身，履行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是极权政权最方便的借口。另一方面，对习而言，要长期连任，乃至做终身领导人，也必须塑造一个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形象，好像当年毛泽东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一样。在他的领导下让中国富强起来，固然是习的使命，也是他博取连任的合法性要件，但倘若缺了人民的爱戴、拥护和支持，连任还是少了说服力。换言之，仅仅让中国强大尚不足以说服党内力量赞同他连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才能让反对者哑口无言。因为他可以把他的连任解释成受人民之托，"天命所系"，这个"天命"即是人民，顺应人民的要求而继续领导中国，没有比这更有力的理由了。
党国模式的胜利？
而人民是否发自内心的爱戴、拥护对独裁者当然也很重要，但关键是要给外界呈现一种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形象。这就需要动用宣传工具去塑造，百年党庆就起着这种作用，党庆本身似乎显示出中共统治的历史合法性，习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把它说成中共受人民的欢迎和支持，而这个百年的收尾，乃是在他的领导下，解决了千年的贫困问题，让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又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最先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这些都是要让民众觉得，中共的党国模式一点都不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而中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习近平把它解释成是因为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样一个心里只有人民，毫无私利的党，人民有什么理由不去爱戴和拥护？！进而去爱戴和拥护它的领袖习近平，支持他继续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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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习将党、国家、人民变成三位一体，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领袖，意在警告那些想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的"敌对势力"，图谋不可得逞，然而，党即人民，人民即党的背后，实际也是在说，党所做的一切，包括错误，人民都要接受，因为党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它没有私心杂念，既然人民会犯错，党也会反错。这样，党就可以把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以及将来要犯的错误，都用"出于公心"来打发，党的领袖就可以把所有出于私心或私利而犯下的错误把它打扮成公心犯错，而逃避惩罚，甚至照样要人民爱戴和拥护他。
但其实，只要是人，不管他自称如何英明，都有私心和私利，都会犯错，任何政治集团皆如此，即使是人民，也有不同的利益和偏好，人民在多数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当习近平宣称中共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时，他是在说谎。中共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每个人加入党都是为了谋取一定的个人私利，这并非不可言说。哪怕把党现实的特质全部抽掉，变成一个高度抽象的事物，它依然有自己的私利，即确保执政权。这是党和人民的最大不同，也是根本区别。还在胡锦涛时期，中共的一位理论家曾撰文公开承认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习近平真的坦荡无私，诚实地承认这一点并不有损中共的形象，可是他连基本的人性都否认，只会使中共和它的9500多万党员变得极其伪善。这就是当下现实。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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