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习近平对莫斯科的访问,乃是这盘大棋中的一步重要的棋子。 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前后,努力地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使者,这个做法似乎取得了一些效果。首先,北京成功撮合沙特与伊朗,这在中东地区为非民主国家重新组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北京在那里影响范围也大大扩大。其次,莫斯科之行更是确立了中国在今后非民主国家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陷阱之一:台下的军事合作
西方最担心的就是中俄建立军事联盟。但这次,他们并没有察觉中俄在公开场合有任何军事方面的紧密合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乘机也声称,当中国为和平而奔走时,美国却宣布再提供3.5亿美元武器装备。“谁在递刀拱火,谁在劝和促谈,世人有目共睹”。北京有意不提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为了重点打击北京认为应该打击的对象 – 美国。
但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究竟就军事合作谈了些什么,西方却一无所知,相反,有些政客慢慢地陷入了北京和莫斯科设计的陷阱。北京迄今为止已为普京的军队提供防弹衣、小型无人机、卫星图像和其他军事机械的部件,而习近平确实在整体上用另一种方法支持俄罗斯,而并非公开地大批地提供大型的、致命的武器,因为这种显眼的做法会引起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而这是北京目前不想承受的代价。 问题就在于这另一种方式具体是什么。
在习近平即将到达莫斯科之前,俄罗斯总统的一名助手尤里·乌沙科夫在回答俄中领导人会谈是否可能触及武器供应的问题时表示,军事和技术合作问题无疑将被讨论。据乌沙科夫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也被邀请参加会谈。他补充说,他们的参与 "非常清楚 "地说明了将要讨论的议题。
是的,军事方面的合作不是台面上要说清楚的事。但中俄签署的15个合作文件中其中一项已经透露了其非凡的军事意义,那就是“格洛纳斯”和“北斗”两个导航系统全面兼容。俄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尤里·鲍里索夫称,同时使用“格洛纳斯”和“北斗”系统将大大提高导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中国媒体也悄悄地告诉人们,这能“确保俄军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稳定且精准的定位信息“。 这不正是普京想得到的东西?但有些西方国家对此并不敏感,而仅仅是盯着北京是否在大批地运送武器弹药。 普京当然乘机也为习近平说几句好话,说中俄并没有建立军事联盟,没有暗箱操作的军事合作。而了解威权制度国家的人都知道,暗箱操作才是它们的特长。
乌克兰爆发之初,德国曾经对于向乌克兰输送了哪些武器讳莫如深。如今柏林改变了这方面的态度,将所有已经运送和准备提供给乌克兰的军用物资列成清单,发布在联邦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德国之声为您盘点一二。
图像来源: Philipp Schulze/dpa/picture alliancePanzerhaubitze 2000自行火炮,简称PZH 2000自行火炮,是一种由德国克劳斯-玛菲·威格曼公司和莱茵金属为德国陆军设计制造的自行火炮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之一。装入火炮的60发炮弹可以10秒3发的速度发射完毕。根据所用炮弹形式,可打击30至56公里内的目标。据联邦政府网站消息,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7台这样的自行火炮。
图像来源: Sebastian Gollnow/dpa/picture alliance这是德国军火公司Dynamit Nobel Defence研制的无后坐力火箭筒。德国目前向乌克兰援助了3000件铁拳三型火箭筒,外加900个配套手柄。它从肩上发射,可对付400米以外的固定目标和300米以内的移动目标,可穿透厚达300毫米的装甲钢。有媒体分析认为,在冷战期间铁拳三型火箭筒的诞生就是为了对付前苏联时代的装甲部队,而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数量最多的就是前苏联时代的T72主战坦克,所以向乌克兰提供这种火箭筒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
图像来源: Sebastian Gollnow/dpa/picture alliance“毒刺”(Stinger)是一种肩射红外制导地对空导弹,由美国雷神(Raytheon)公司1980年研发并在美国制造,不过,多年来也已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国生产,并延续迄今。实战经验显示,“毒刺”是一件操作简单、极其有效的利器。尤其在苏军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式装备的阿富汗武装曾击落不少苏制战机和直升机。 一旦锁定目标并发射后,导弹即能在约4000米的距离内自动跟踪目标。
图像来源: Ingo Wagner/dpa/picture allianceStrela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箭”。这款便携式防空导弹可以说是前面提到的“毒刺”防空导弹的苏联对应版本。这次德国将前东德库存的2700件9K32“箭-2”便携式防空导弹(9K32 Strela-2)送到了乌克兰。虽然箭-2的版本已经有些过时,但它仍然可以在战场上发挥效用。它的射程在500米到4.2公里之间,可以射到2300米的高空。
图像来源: Michael Mandt/Bundeswehr/dpa/picture alliance根据联邦政府网站消息,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30辆 “猎豹”( Gepard )防空坦克以及6000发炮弹。它可用于对付最高达3500米高度的飞机和直升机,也可用于对付轻装甲地面目标,如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因此,它既是防御性武器,又是进攻性武器。“猎豹”1976年编入现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德国陆军防空基石,不过德国已于2012年完全淘汰这一型号的防空坦克,因此要将其运送给乌克兰,还需准备好配套的弹药。
图像来源: Peter Steffen/picture-alliance “黄鼠狼”步兵战车( Marder )用于战场运兵,并提供火力支援。射击手可从战车内对外射击,是一种多用途武器系统。该战车可为6、7名射击手提供空间,打击地面和空中目标。6月初,德国总理肖尔茨称,经与希腊协商,该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步兵战车,由德国补充希腊军火库。不过这一项援助不会直接从联邦国防军的库存中提供给乌克兰,所以未出现在联邦政府网页上的相关清单里。
图像来源: Philipp Schulze/dpa/picture alliance 陷阱之二:把北京当成和平的希望
欧洲个别国家首脑开始对自己支持乌克兰的做法开始有所迷茫,而同时把习近平当成了今后和平的希望。这种动摇也是有情可原。首先,特朗普在最近共和党内的民调中作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他对乌克兰的政策很明确,就是要基辅“割地求和“,而在共和党内主张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的呼声不小。欧洲又没有这个能力在军事上全面支持基辅,一旦明年大选特朗普得逞,对整个西方民主和基辅来说很可能是一场灾难。而在欧洲,有些政客对习近平提出的对乌克兰战争的“中国原则”和对和平的努力至今还有着幻想。 在最近的一次欧盟峰会上,卢森堡首相贝泰尔(Xavier Bettel)呼吁拜登与习近平一道,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达成和平计划。贝泰尔说,其他国家会接受这一努力。当然,我们这里就更不必去提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这个问题上对北京的好感了。
应该说,基辅已经感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压力,并对今年春季后的大反攻后局势的不可预测性也有所考虑。3月28日从苏梅开往基辅的列车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尽管基辅明白,作为普京的挚友,习近平是不可能当好一个公正的调解人的,但迫于压力,又不得不欢迎中国的努力。 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佐夫克瓦(Ihor Zhovkva)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智慧,不会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俄罗斯一边。”他还说,中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中将局势描述为冲突,“这其实并不好。因为这不是冲突,是战争”。他也指出,中国在立场文件中提出的包括维护各国领土主权完整在内的一些建议与乌克兰方面的看法一致。
应该说,目前的局势提供给习近平一个千载难逢的外交机遇,那就是接受泽伦斯基的邀请,去一次基辅。 尽管北京自己心里明白,目前的状况,并不是谈判成熟的时机。但是,如果习近平真的能拿出胆量,去基辅走一趟,即便只是形式上的毫无效果,那他依然肯定会得到一些欧洲民主国家的青睐。
延伸阅读——专访:泽连斯基愿与习近平直接对话
但习近平自己也明白,他必须象征性地做些动作,显示其公正性,才有面子去基辅与泽伦斯基见面,而这些做法可能损害他跟普京的挚友关系。正如中国非政府智库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所说,“如果北京真要促和,就必须解决对其公平调解意愿与能力的质疑。” 笔者估计,北京很不愿意付出这种可能让莫斯科不高兴的代价。不愿意付出代价的另一个原因是,乌克兰的经济客观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中国无法在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以往能从乌克兰得到的军事技术也都得到了。再榨也榨不出什么了。
应该承认,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俄罗斯都面临一个艰难选择的时期:西方国家由于其民主制度基础的不牢固,而开始对自己驾驭全球发展的能力产生怀疑,其中也包括对在乌克兰击退普京的前景不明确,而俄罗斯方面,由于西方的制裁和战争,它自己也在担心明年也将面临破产。 谁能笑道最后,确实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同苏联及俄罗斯的关系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从五十年代中苏友好结盟,到六十年代关系恶化,甚至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陷入长期的对峙封冻。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开始稳定好转,并在习近平和普京治下形成有力的利益联盟。
图像来源: Sergei Karpukhin/Sputnik/REUTERS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年底,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并在苏联停留两个多月,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庆生活动(图)。事后毛泽东抱怨受到斯大林的冷遇,以及签约会谈进展不顺利。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结为盟友。
图像来源: gemeinfrei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被外界视为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苏联从贸易、高等教育、核技术、工业等一系列方面向中国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1953年针对经济发展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苏联的帮助和策划下出台的。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向苏联学习,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图为1956年出版的纪念中苏友好条约6周年的报道图册。
图像来源: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于10月出兵参战(图为志愿军跨过冰封的鸭绿江),直接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部队对抗,中国称之为“抗美援朝”。苏联没有直接参战,但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资金援助。1953年6月南北双方签署了板门店协议:规定朝韩以北纬38度线为界停火,这固化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1959年9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当时中苏领导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战略利益方面的矛盾就已显现。1960年莫斯科召回援华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北京则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以及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展开了长期的尖锐批评。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Russian Picture Service中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的两个邻国。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失败。
1969年6月3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界河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冲突(图为珍宝岛中国守军),双方均有伤亡。同年,两国又在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再次发生武装冲突。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取道北京,在机场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紧急会晤3小时,达成共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图像来源: 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picture alliance勃列日涅夫任苏共领导人后,中苏关系依然处于对峙势态。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两国间几乎停止了所有交往。1967年,红卫兵曾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图为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包头钢铁厂工人抗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示威。
图像来源: 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picture alliance进入70年代后,中国开始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大门。1980年代的苏联,则因入侵阿富汗遭到西方国家更严厉的制裁和对抗。1980年莫斯科举办奥运会,中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阵营。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ctionplus在苏联末期,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从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12轮的磋商。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会晤。双方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
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为苏联的继承者。两国最高层之间开始恢复往来。1999年,《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签订,遗留已久的边境划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01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0年,两国确认"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图为普京、布什和江泽民在2001年的上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dpaweb进入新千年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和莫斯科都有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金砖国家”(BRICS)峰会、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成立)这样的多边平台为此提供了机会。图为2016年10月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
图像来源: Reuters/D. Siddiqui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位威权专制领导人,有着相似的大国政治信念。在坚定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也都希望打破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2022年2月普京访问北京、出席冬奥会期间,中方强调中俄“友谊无上限、合作无止境”。图为2018年习近平在俄罗斯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普京品尝鱼子酱煎饼。
图像来源: Sergei Bobylev/TASS Host Photo Agency/dpa/picture alliance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上备受制裁和孤立。但中国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指责美国和北约应为冲突负责,反对制裁,呼吁重视俄方的“安全关切”。同时中国大幅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特别是能源进口。2023年3月,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成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俄的大国元首。
图像来源: Sergei Karpukhin/Sputnik/REUTERS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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