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五月习近平提出了双循环的战略。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后来，此战略被写进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而根据中国领导的解读，它本身的时代意义已超过一个五年规划，也就是说它将是未来十五年一个指导性的经济战略。

这一战略制定本身实质上是北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反应，它是在世界经历重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时，从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就如习近平自己所说的那样，是 "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的体现。

跟西方政府不同，中国领导在提出某一战略时，似乎有意地使其模糊化，大概念化。这与2015年刚开始提出"一带一路"概念时类似。很多细节故意地模糊化，以便在今后落实中，给予比较大的调整空间。

双循环的要义

双循环的主体是内循环。根据笔者对各种文件和文献的分析来看，内循环由下面二方面组成：

首先是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即增强内需。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通过刺激内需和提高家庭收入来重新平衡经济增长，这样中国人就能够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但是这项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政治精英希望通过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份额，来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投资依赖程度。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一直在喊，但要真正实现它，似乎并不容易。当然，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习近平越来越感到，以西方国家为主要的出口市场，似乎越来越不牢靠。况且，随着中国劳动力以及原料价格的提升，在部分领域与中国竞争的国家也将越来越多。这就增强提高消费的迫切性。

如果说，上面这些是从"需求"角度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内循环的第二方面就是针对"供给侧"角度提出的一系列方案。

众所周知，中国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现在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近十多年来，一直享受全球最大制造商的地位。但却因为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使中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严重依赖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商中芯国际的产品，落后于其台湾竞争对手台积电两代，而芯片的设计大多是来自美国。

客观上，在制造质量方面，比较美国（第一梯队）、日本和德国（第二梯队），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仅属于第三梯队。而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不愿意当老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提出"内循环"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个"旧秩序"，使得中国的制造业更上一个台阶。 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以前中国错过了三次工业革命，而现在中国跟西方各国几乎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条起跑线上。北京决定在此一搏，努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为此，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所谓的 "新基础设施"：从5G网络、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到整合基础设施，增强各个行业的尖端技术发展。

当然，这种宏大目标的制定是一回事，关键还要看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领导显然是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刺激，决定全力以赴技术创新"补短板工程"。于是乎，"自力更生"再次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旋律。中国副总理刘鹤则把中国能否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根本改观看成是涉及中国存亡的地步。而他本人最近又被习近平委托主持中国第三代半导体生产技术的推进工作。

如果说，内循环是主体，那么，外循环则是辅助，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重要的辅助。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在高端制造业中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加强其供应链安全，并阻止西方公司把产业链外移。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外资在中方合作建立了无数的研发中心，并把产品的零部件国产化，这些无疑对中国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技术转移，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利益集团对增强消费的抵抗

如上所说，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动力的口号，已经叫了很长时间。但迄今为止，很少有明显的改观。因为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会触及现有利益集团的本身的利益。

比如说，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城市农村公民的平等。这在短中期内，也许在三四线城市能部分实现，而全面取消户口制度，中国政府本身也并不愿意。而户口制度是阻碍消费一大障碍。 其次是包括医疗保健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只有在人们即便在病老残情况下，无需主要依赖自己的积蓄解决困难，才会减少中国人的很高的储蓄率 （44%）。 至于税收制度，穷人纳税多，富人纳税少，中国将无法很快改变"六亿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 （李克强之语）的状态。 最后，现有的住房政策以及房价也是影响城市居民消费一大障碍，而农民商业化利用土地的余地则非常有限。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收入很大一块来源就是靠着卖土地、高房价来的。 它们肯定对打压房地产市场采取消极态度。

中国在成功地摆脱新冠病毒灾难第一个恢复经济以来，推动其经济发展并非是消费，而依然是投资、出口、房产。 而且今年在印度、越南等国家，病毒灾难严重，从而使部分原来在那里生产的产品，都回流到中国生产。 而正是这种回流，使得中国各级政府更是把增加消费的方针抛诸脑后。

技术自力更生，只争朝夕？

从特朗普跟中国的贸易战一开始，关键技术领域就是一个重要议题。美国是对中国不正当"享用"其技术负面反应最大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欧盟，对中国用各种手段获得技术也采取了不同的防御措施。

同时，全球抗疫中暴露了世界在医疗设备方面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决定在医疗、芯片等产品努力转向依靠自己。

要知道，习近平的技术自力更生，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做出的决定。 而且，跟他前任们不同，习近平定出的时间表非常克扣：到2035年，中国要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习显然很想在他在世期间或是在任期间，亲眼看到一个他的"中国梦"成为现实。

为了创新，中国对风险有很高的容忍度。仅仅为了成功开发芯片，中国政府不会吝惜行政和财政资源。2020年中国宣布准备在2025年前投入1.4万亿美元用于开发新的基础设施和先进技术。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来源于，习近平认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跟西方已没有可妥协之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去努力地在恢复政治信任方面下功夫， 从而换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技术转让上的理解和合作。

当然，中国政治精英也期待着，能靠着在国内的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 实行"弯道超车"。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在今后关键的十五年，依然会渐渐地对具有高科技的外国企业有选择地开放市场，或是改善做生意的环境。当然，在这同时，中国也强化了外企的"政治正确"的重要性，即将被批准的"反制裁法"和已经出笼的"数据安全法"，实际上是给在华企业套上了一个新的紧咒箍。  实际上，即便中方"善待" 外企，以便获得技术，从而取而代之，实际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很多外企已有了中国高铁靠着外国技术实现弯道超车的教训。

是赌博还是竞争？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提出如下的问题：习近平双循环战略成功的机率到底如何？ 而且，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他的技术自力更生、并在短期内实现技术飞跃的战略目标到底能否如期实现？

应该看到，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似乎是有相当的基础：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理工科毕业生、最多的工程师。十多年来，中国在全球的专利申请也属第一，技术工人数字也非常可观。

但同时，人们也明白，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尚待考研。而且，顶尖理工科人才流失严重，80%留学博士选择的是留在美国。 中国的科研环境由于政治和制度的原因，也并非特别友善。这就可以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专利整体转化率不到10%，远不及美国的50%。 因此，与其说习近平的宏伟计划看上去是一种赌博，不如说，这是他有计划地在挑战西方。而且，他的挑战对西方来说是长期的：西方每四五年要有选举，因而不少政策的连续性保障性差， 而习近平则一挥笔把目标定到2035年。他的挑战也是全面的。你们西方要市场经济，自由和平等的竞争，我就是要来个党领导一切，统筹资源，利用不同的工业政策，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寻找技术的突破口。应该说，比较他的前任，习更相信他的非市场或者"混合型"做法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的领导下，这种做法会发挥到极致 （大多是隐蔽的）。总之，在技术自力更生方面，习近平领导的政府是没有Plan B 的。

笔者以为，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尽管面临的困难重重，但这跟技术突破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他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机率是50%。不过， 一旦西方国家和企业犯一些错误，那中方成功的机率就可能变成60-70%。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如下情况为前提，即从现在到2035年，习近平领导的党不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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