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十年前，中共十八大前夕，笔者曾在其他媒体写过一篇评论胡锦涛十年为政的文章：“绕着走的胡锦涛时代“，文章以“做好人，保江山“概括其执政。十八大召开期间，又续写另一篇关于新领导人执政理念的预测性分析文章，标题是”还要做好人，保江山？——谈中共新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当时编辑删去前面的主题，以副题为题发表。
所谓“做好人，保江山”就是说在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前提下，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满足其某些期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江山（政权）的本质是何？谁是江山真正的主人？古今中外政治领袖鲜少不以为民谋福为执政口号的，而又常常制造灾难，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人真正做到“做好人”而不造恶？而当“做好人，保江山”两者发生矛盾，主政者又将作何裁决？是将“保江山”置于首位不惜像“六四”那样动用军队杀人，还是尊重人民的意愿，听取人民的心声，让其有表达与选择的自由？“ 这些或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之前提到的第二篇文章中，笔者曾预言，习大体上也还会执行类似的路线，但在解决这两者的张力上面临新的挑战。 十年过后，我们该怎样来重新看待当初这些判断？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思路又面临怎样的瓶颈？
保江山与习近平时代
概括习近平的十年执政，如果抛弃中国官方那些华丽的奉谀之词及国内外学界的一些学术性分析用语，“做好人，保江山”依旧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个便捷分析的工具。就“做好人”来讲，习自上任，就不断宣称要为人民谋美好生活，所谓“扶贫”等政策的推出或许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类似政策也确实会有其成效，但是否像官方宣示的那样消除了贫困，却是大可怀疑的，且这种运动式扶贫，一阵风过后，因严格的抗疫政策、家人的患病、经济下行等因素造成的返贫现象，也许就不在官方的宣传之中了。
延伸阅读——德语媒体：习近平的脱贫战真的“全面获胜”了吗？
习近平与前任们在“做好人，保江山”上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两者的优先序列和重心安置上。尽管邓、江、胡时期也从来没有放弃将“保江山”作为要务，但鉴于“文革”的教训及“六四”镇压造成的压力，他们给与“做好人”更大的顺序权重，尽量顺应民意，与民休息，给与社会适当的自主空间，让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以“做好人”为基础来“保江山”。
但这种“放”的政策的实施在造就经济与社会的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自主性增强、文化多元种种现象，且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衍生腐败蔓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可能会反过来会威胁到“江山”的稳固，引发旧的“江山”的蜕变、松动、变型。官方面临的这种矛盾、悖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也是造成“八九运动“产生的一个深层原因。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日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是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模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无法有效地维系其协调、平衡，需要做些根本性的调整、突破。习近平是在这种局面下执掌大权的。
而通观十年习近平的执政，其最重要的调整、执政基调，是将“保江山“置于最高的政治位阶，重中之重；”做好人，保江山“的秩序颠倒为“保江山，做好人”，是在”保江山“为前提下，来确定、衡量某些”做好人“的政策是否必要、实施的范围与做法。邓、江、胡时代的”保江山“带有实用性，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保江山”可以归结为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但并没有那种毛时代的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整体极权主义特征。论证“保江山”时常用一种权威发展主义的论述：如此可稳定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对未来在中国落实民主自由亦给出些许含混模糊的可能性想象。这也是中国内部能够在后文革甚至是后“六四”镇压后，不同的社会精英依旧能维系某种平衡、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而习的不同在于，他所要保的江山是带有原教旨色彩的那种“江山”，要消除那种因改革开放、国家管理的现代化所造成的江山的某些斑驳色彩，重新再造一统的“红色江山”，打造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都要符合其所规范的标准的江山，一个汲取了邓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级版的管制型体制。从对孩子们的“红色基因”教育，到对“文革”及整个毛时代历史的翻案，经济上对民营企业的挤压，政治上大权独揽，纵容个人崇拜泛滥，意识形态上、外交上大讲斗争……所有这一切的指向皆在于达成此目标。
也是从“保江山、做好人”这个角度，我们可更好地理解习最重要的政治举措“反腐 ”运动。显然，这是一个符合两者需要的逻辑必然。首先，它是服务于习近平打击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其次，也可以借此清理不符合习式标准的人士，净化队伍“保江山“，驯化具有个性的官员；而最后，它也可以符合“做好人”逻辑的某些需要——回应民众中因腐败、贫富不均而产生的对官员的愤怒，同时打击那些与这些官员相联的企业家商人，适当重新分配资源，给民众提供民粹式的心理满足发泄渠道，修补些政权的合法性缺失。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会反对惩治腐败，但习式的这种反腐不仅因惩治贪腐者自身不受任何约束，因此也必然会滥权腐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破坏法治，而且从根本上也是无法根治腐败——那些层出不穷的巡视大员、纪委高管因腐败而被查的本身已经证明这一点。
过去两年中有关“政法委沙皇”周永康落马的传闻不绝于耳，7月29日，中纪委终于宣布对其立案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向中国官媒表示，周永康被查，明确昭告天下：反腐没有底线，反腐没有豁免，打虎没有禁区。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曾多次强调腐败已威胁到中共的存亡，并发起“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有分析人士则认为，反腐运动的主要目的可能是祛除异己，巩固习近平的权力。
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宣布罢免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近一年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德国之声评论员冯海音认为，中国前政治之星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判决比预期严厉，所传递的信息是：自立山头，不被容忍。
2013年5月，中纪委称，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新华社在短评中称其为“蛀虫”。政论学者陈子明认为刘铁男充其量算只“小老虎”。三个月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铁男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3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证实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已接受组织调查。郭永祥曾长期担任周永康（图中）秘书。中国知名学者姚监复当时向德国之声分析表示，郭永祥充其量是只"大苍蝇"，当局拍向他时确有指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之意。
2013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被指涉嫌严重违纪，已接受调查。《新苏黎世报》就此指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石油系统出身，根据中共行事惯例，曾主管政法系统的周常委有可能成为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反腐斗争中的一头“老虎”。
2013年12月，路透社援引多名和中共高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国前政法委书记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图最右）目前处于软禁状态，中共正在就其涉嫌腐败展开调查。“政法委沙皇”周永康被调查，也剥夺了退休常委的“免死金牌”。
2014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宣布，中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接受调查。苏荣成为十八大以来首名落马的副国级官员。中国媒体报道，苏荣的落马“引起江西官场地震”。
2014年6月，去年卸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前年卸任中共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徐才厚因严重违纪被共产党开除党籍。路透社指出，徐才厚是目前中国被指控涉嫌腐败的级别最高的军队官员，因为涉及解放军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贪污案，徐才厚此前被软禁数月。新华网6月20日报道称，十八大以来，共计有30只“老虎”被打掉。
据7月29日新华社消息，鉴于周永康（图左）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向德国之声表示，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只谈及周永康严重违纪，并未确定其是否触犯刑律，严重违纪只适用于中共家规，接下来有待观望未来周永康的命运走向。
人民的江山，习氏的江山
二十大前后，中共不断开动宣传机构，宣传所谓“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的论述。这其实毫无新意，即便是传统时代，中国的所谓”民本“思想也与其极为类似，相差无几。传统的帝王从来也都是一边宣告”朕是江山“，同时也要唱几句“民为江山社稷之本”的高调的。多年前有一首彭丽媛主唱的歌曲“江山”，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听上去婉转悠扬，正应了那句俗语：“唱的比说的好听”！
但所有的问题在于，想着老百姓的苦辣酸甜，为民谋福时可谓苍生有幸，忘记百姓的康宁团圆，饥寒交迫之时，百姓又奈何哉？古代的灾难性的例证比比皆是，即便是当代，前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共自己也称为“浩劫“的文革，当下有因官方强力推行“清零”所带来的百姓的各种痛苦、损失，“人民”又有何质疑批评的权利？哪怕是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名义如此行事，但其决策过程、依据显然都不为“人民”所知。“人民”依然是被动的被驱使者，没有丝毫的知情权、决定权。
前几年，习近平治下的智囊们就开始宣传所谓“人民主体”论，但事实上，这种抽空了每一个具体生命内涵、权益的“人民”集合，从来都只是专断者的托辞，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独裁者都以“人民”的名义行事，自己等同人民，是人民的化身，人民彻底成为权力的客体，最后遭殃受害。当今之世那些口口“人民”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往往最终也会让他们口中的“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人民”一词滥用之日，往往就是独裁者、野心家们滥权之时，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人民”只有在其中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尊重、意愿得以正常的表达的前提下，才会获取某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人民”只有具有了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渠道，才能对权力能行使选择与约束的权利，真正落实“江山属于人民“。
十年来，笔者不断向各种朋友说明的一点就是：理解习近平的政治一点也不困难，归结起来就是个人固权及保江山。这是贯穿其执政的一个基本线索。事实上，这种“保江山”的企图也不让人意外，对这样一个红二代，其青少年观念定型期所受的全是毛式灌输教育，且其政治利益、上升途径与这体制及中共的元老裙带帮衬政治息息相关，让其不保江山，不保现政权也是不现实的。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对这样一个缺乏政绩，除操控权力的能力外资质平平的人来讲，一旦因缘际会上了大位，保江山与巩固个人权力就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制度性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自己是体制的代表，维护体制就是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就是维护体制；冠冕堂皇，自然而然。而邓小平当年六四镇压后那种黑帮式的有关“核心”的政治设定——每个时期都要树立一个领导核心，显然也赋予了习压制他人确立党内自己绝对权威的借口。习在党内的收权与中共针对全社会的收权是并行一体的。加之习上位正逢代际替换，随自然老去弱化的前政治势力，高层政治人物及家属的腐败给与他打击对手以极好的口实，且几个偶然事件如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也给习瓦解薄熙来、令计划等政治对手提供了机缘，现代监控高科技又可以将所有潜在的高层反对活动难以形成，……这一切都帮助了他以保江山的名义巩固、扩大了个人权力。
需要指出，“六四”镇压后，中共上下官员特质的变化也是造成习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一个深层因素————经“六四”后的清洗，中共内部再也没有那种理想型、可以为民众、国家的利益，为某种理想、原则而肯牺牲自己的前途、权位的官员，个人的仕途，豪华的享受，利益的诱惑，腐蚀掉官员的意志，让他们在面对习的一些做法可能最终会危及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中共经文革的教训所形成的一些机制走向独裁的集权过程中，俯首称臣，惟命是从，可谓真正“竟无一人是男儿”了。两个画面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中共内部政治运作的现况，也预示着未来：一是胡锦涛被强迫带出会场，那是一种习式的暴力压制整合全党的象征，是二十大的本质；另一是二十大后习近平带新科常委访问延安，报道中可看见一个画面：当习讲话时，另外几位常委不断地点头称是，承奉之状行如臣仆。这是近几十年中共政治运作中少见的场景，以往更不会公开报道。中共政治从此进入一人独断时代。就习的集权程度来讲，且不论江、胡时期，甚至也甚于毛、邓时代，毕竟，那个时代还有因战争年代形成的各种元老势力集团造成的事实上的某种权力牵制。而独断的权力最终会带来灾难，也是古往今来大概率的权力运作规律。
二十大闭幕式 胡锦涛中途被“请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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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时代的希望
邓时代确立的退休制度有两个背景，都是巨大的灾难换来的，一是文革，二是“六四”。文革后政治上最大的讨论就是要推动民主，废除领袖终身制，虽制度上有些相应规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邓尽管几次宣示但并没有践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门运动”、“六四”镇压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六四”后因承受巨大的压力，邓最终选择退下，开启中共事实上的退休制度。这种并不很规范的制度，却因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可预期性和相对的规范性而带给中国政治几十年的相对稳定和某种活力。人们可以借对过往邓时代的参引，对下一位执政者的寄望来对现实展开某种批评；精英层及社会大众对未来也可抱有某种希望——对江执政的不满，可以期望胡；对胡的不满，可以寄望习；二十大之后，这种现象已成绝响，人们没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也没了失望，而代之是一种迅速蔓延的绝望；这对精英层讲尤其如此，那最后一点残破的希望被严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润”（移民）潮加速。后文革时代由对文革的反思及改革开放所燃起的、衔续的曾被中断的百年中国民主、自由梦再次破灭。一个巨大的历史轮回终结。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习近平的个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与中共的体制以及旧的改革开放的模式有关。那种“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开放，缺乏一个整体的文明视野，明晰的制度指向。并没有将公民的主体性、个体的权利这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放置首位，没有突破“江山”与“人民”关系上关键性的调整，“人民”为本可虚可实，含义可以随意调整，而(共产党)“江山“为本则是毫不动摇。制度尤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与约束并没有得到重大改造，习对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根基。前有“六四”镇压，今有习氏专权。所以，在造就这种局面上，从邓到江、胡都难逃其责，也最终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临一个瓶颈，到了框架必须做根本性调整，江山须再造的时候，以适应中国人要做一个更完整的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人”、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迈上台阶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应再是那种父权式的姿态与方法，而应是改革体制，真正赋予国家的公民及社会以自主权利，引领改革开放跨越决定性的一步，升级”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标准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证官员从此都必须做好人，不做坏人，恶人；“江山”真正成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空洞的指涉名词，而具有作为公民集合的现代意义上的内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选择代理人，彻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去除现在那种“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着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与“人民”可能的对立的逻辑；“江山”从此不再是皇权式的、需要不断地“保”的“江山”。
但遗憾的是，习文明视野的缺陷、现代意识的阙如、 “保红色江山”的执念，自身的权力欲望，让其囿于旧有的模式、方法，而无法突破旧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保江山”采取的大规模的监控措施注定会进一步消解社会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恶果、压力如经济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压力会反过来会强化习“保江山”的意识；“保江山“ 与”做好人“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会进一步凸显，由此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民族主义可能会被习用来化解这种紧张的手段而得到强化。最后习也很可能会因此走到为“保江山”而“做恶人” 的道路上去，让民众为习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下的“清零”政策、近来对斗争的宣示以及二十大报告对“安全”的强调，都已经在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的前景。
十年前那篇文章结尾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鉴于改革的事态已经走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是要“扭转乾坤做伟人，还是甘当庸人、甚至成为历史罪人？”答案或许可由读者自行给出了。
人是希望的存在，不会没有希望而存活的，一个民族的命运与活力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希望，希望的能力。绝望的好处或许就是不再抱任何虚假的希望，也不再轻易失望。生活会继续，政治也不会从此平息，以往时代种下的种子也不会就此消亡。在绝望的沉寂中新的希望或许已开始酝酿，未来的历史会揭示这一点的，只是当下，绝望的暗淡迷雾会继续笼罩一段人们的心灵。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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