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民间对李克强的纪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这些人认为，就李克强自身而言，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经济成就，在政治上所做的也乏善可陈，既不敢公开对现体制表达不满，还得做和稀泥的事情，本质上他还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对人民表现出的某种廉价同情，反而会麻痹民众对现政权的本质认识，给民众一个虚假希望。这种意见认为，李不值得人民这么怀念他，尤其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怀念。

大概在这种意见看来，凡是共产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前领导人，包括胡耀邦等，只要他们还留在党内，没有公开叛党，他们的死就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不过，人民--这里取这个词的集合意义--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对中共政治人物的情感，是有取舍的，远的不讲，江泽民和李鹏，这两位先前搭档，民众对两人之死，态度就非常鲜明，对前者，鲜花纪念，表达一种哀思；对后者，自发纪念的，很少看到。如果说江泽民死的"正是时候"--中国政治的黑暗时代，他本来得不到很多人的纪念，李鹏也就比江早两年死的，然而民众为什么对他怀念不起来，这说明人民心里有杆秤，对政治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这个价值评判是基于"好人"、"坏人"这种朴素的标准，并不以是否在维护中共统治来作标准。因为以后者为标准，会发现，只要不和党公开决裂，就不是好人，而这和多数人的基本认知是不一样的。

人民的眼泪并不廉价

从这个角度言，李克强的这次去世，得到人民更多的怀念，与人们未曾料到的突然死亡方式有关--相比江泽民以一种正常的外界已经预期的方式死亡，猝死的方式客观上确实能获取人们对逝者的更多同情，何况，李的去世，从时代背景看，政治黑暗又比之前加深。但这个因素的强化也是建立在李克强这个人本身值得纪念的基础上的。人民的眼泪并不廉价，不是所有政治人物之死都值得他们同情。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本身不值得纪念，人民不会去纪念他，就像人们对待李鹏之死一样。

李克强有许多局限，包括性格上，也包括理念和政策上的。从性格来讲，偏柔软，没有那种杀伐果断之气，在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里，这种性格可能不适合做政治家，难于指挥队伍，推行力度很大的会牵动各方利益关系的政策；从理念来讲，他有一些做法和政策未必是对的，即便没有习近平的挤压，比如，他强调要在中国推行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两者虽只一字之差，然而政策含义有很大不同，前者以县城和大的乡镇为中心来配置资源，后者以大城市为中心配置资源，显然，这是两条不同的发展思路，而从中国来看，应该走城市化而不是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但是，人民为什么仍然认为他值得纪念，仍然要借纪念他来表达对现政权的强烈不满？人民不会随意找一个政治人物去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就说明要找的这个政治人物本身必须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纪念的。而在现今的中共领导人里，再无人在这方面比李克强更合适的了。我们假定，今天去世的不是李，而是王岐山，人们也会表达某种怀念之情，但难以想象他会得到比李克强的更多鲜花。原因在于，外界对王的争议和两极评价要比李大得多。

一股清流

李克强是中国政治的一股清流，他让人们看到，即使在中共这种腐化到极点的政治文化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依然还是有政治人物不甘堕落，要留一个清白在人间。这么讲不是要人们对中共还存有一线虚假希望，而是指出，哪怕在任何一种恶劣的环境里，总会有正直的人存在，从而让人对人类不至于失去希望。

李克强是在中共的党文化里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的。他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六四。从上大学时期起，就作为未来的领导人培养，应该说仕途一帆风顺，直到遇到习近平。按理，这种党刻意栽培的领导人，是党文化和官僚气十足的人物，简言之，其党性大于人性。过去十年，中共政治更有意塑造这种党文化党天下，培养的是一个个不说人话只说党话的党棍。然而，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共领导人，李克强看起来与这种党文化格格不入--虽然免不了有时也要作党八股式的表态。可以说，在李克强身上，党是失败的，他没有成为党要把他培养成的样子，按照党的期待去行使管治权，而是还保留人性的本色，说人话，作人事；换言之，没有为了党性忘掉人性，失去人之为人正直的本色。他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如"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国家才能好"、"全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农民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难的，没有健康就没有幸福"等，说的都是人话。对人也平易近人，不端架子，没有"骄娇"之气，更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人称"平民总理"。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共产党的高官，差不多都忘了自己从哪儿来，虽然他们嘴上也会说，来自人民。

说人话做人事不易，不贪不腐更难。因为前者要唱几句高调，谁都会，然而，要做到真正的不腐败，在中共的腐败酱缸文化里，难上加难。腐败的政治学定义，是权力的不恰当使用，或者说权力的滥用。而权力滥用的结果，在现实当中当然表现为获取经济收益以及其他的好处。有没有人只是为纯粹展示自己有权支配某种资源，获得某种使用权力的快感，而滥用权力，当然有，但是，更多的官员滥用权力是为取得金钱和其他回报。一个官员在某一时刻不滥用权力其实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在腐败成风，各种监督腐败的机制和制度都失灵，没有什么太大成本的情况下，也不去贪腐。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官员自己能够把握得住，有定力，能够拒斥腐败，也难保证或者约束家人、家族不去腐败。我们看到，有些高官能够守住不贪腐的底线，可是他的家人涉及其中，最后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但是，李克强一生官运亨通，从他做团中央书记、两个地方的一把手，乃至上调中央，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在每个人生的转折阶段，都有大把的贪腐机会，然而，外界至今没有听到他和他的家族有腐败的传闻。这是非常不易的。

何以壮志未酬？

李克强或许还是中共最后一位拥有完整市场经济理念，拥抱市场，主张与人类文明接轨，要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人类康庄大道的领导人。上台之初，他也曾意气风发，想大干一番，有所作为，提出了一套以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创新驱动为主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思路。打破准入限制，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少政府微观干预，调整国内利益分配，推进各种要素改革，在这方面，他也有许多"金句"，如"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凡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市场把他的这套结构性改革方案称之为"克强经济学"。在过去10年，如果按照他这套改革思路去做，中国也许能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现在的伪市场体系，中国经济会比现在更上一个台阶，人民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过得多。然而，壮志未酬，只能让人扼腕叹息。

李克强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中国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在过去10年的急剧恶化。虽然人类的历史和大方向是趋向进步的，然而在某个阶段，却总有反复，甚至会有较大的后退。从李克强的作为看，面对这种极其糟糕的党文化和党天下，他所做的甚至比不上中国古代帝制的首辅。古代一些朝廷的首辅，面对皇权的胡做非为，还敢去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以身犯上，李克强没有这样做，这确实是他性格中的一个弱点。然而，据此认为他是明哲保身，或者干脆和习是一伙的，这种认识就走极端。必须看到，现在虽然不是帝制时代，没有皇帝，然而中共对国家包括官僚的控制，比皇权还要严格百倍。古代皇帝虽然拥有对臣子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皇权也受到儒家伦理的约束，帝王如果昏庸无能，滥杀无辜，儒家也主张造反，实际上，受过儒家正统教化的古代皇帝，除了极个别的无道昏君，对百官群臣尤其宰辅，是不敢太过造次的。

但是，共产党是个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强调党员干部对党的无条件服从，无论你官职多大，在党面前，都是那个不明事理的小学生，党作为一个掌握宇宙真理的组织，永远不会犯错，永远绝对正确，犯错的是不服从党的教诲的个人，所以，当党员干部和党意见不一，要检讨的不是党，而是党员干部。这种组织文化和体系决定了个人不可能去对抗党，除非和它公开决裂。然而，在党垄断权力和大部分资源下，一个人叛党，也就失去了话语权和影响力。

可这种组织文化和结构体系也给了党内野心家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如今就是这种状况。全党不得不听从习的一个人的号令，他代表党垄断着真理。因此，在看待李克强没有公开和习反目的问题上，有他懦弱的成分在内，但我们需要明了，中共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会削弱官员公开反叛的勇气。这不是哪个人的错，或许是中国这个民族的某种历史宿命。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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