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从封省到封城，再到封村、封社区，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出现的一个"奇葩"现象，就是中国各地纷纷采取"封闭式管理"，以阻隔武汉和湖北来的人员，防范病毒扩散到本地。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武汉实施封城后，全国很多地方纷纷效仿，已有鄂赣辽皖等地采取"封省"措施，80多个城市"封市"，而且几乎是每个村和每个社区都实施"封闭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行人。
这似乎不像一个一贯强调"全国一盘棋"和有着大一统传统意识的国家，倒像是一个一个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邦国。事实上，有舆论把各地的"封城"和"封省"称之为"战国"或"列国"，感觉重回封建的列国时代。
这的确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能让我们发觉许多被忽略的深层次问题。
固然，"封区封村堵路"、盘查行人的做法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但仅仅把它看作一种过激反应，似乎有些简单。因为此种做法并非第一次出现，17年前的Sars也曾出现过，只是范围和程度的差异，更多的，这应该是中国人对流行疫情的一种本能反应，实际上，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和社会管理中，此种"封闭心态"和"封闭管理"比比皆是，只是人们习以为常，没有觉察而已。比如中国城市的小区和单位都是"封闭"的，虽然道路四通八达，但都被一座一座的"围墙"所包围、分割和切断。
两个"中国"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国，一直都存在两个：一个是大一统的、强调"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一个是分割的、以围墙、单位和大院为代表的，各自为政和自保的中国。
前者为统治者所宣扬、推崇和灌输的"历史规律"和政道传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以"天下一统"为旨归，历代统治者，即使是分裂时代的统治者，也以统一中国为其使命。
后者表面看来被政治所排斥，但确是社会真实运作的"规则"。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它意味着只要在最高权力直接管辖不到的地方，地方统治者就可做"为所欲为"，民间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即"土皇帝"，虽然现在通讯和信息发达，但由现实权力体系和几千年遗传、继承下来的这种政治心态的混同所决定，本质上并未有多少改变。每一个权力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不仅有一个看得见的封闭围墙，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封闭政治心态。两个"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和谐"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2019年12月始发于中国的一种冠状病毒感染事件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卫生事件。病毒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几千万中国人处于“封城”状态。
图像来源: AFP2019年12月底，微博上流传着一张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公告，内容首次提到“不明原因肺炎”。 另有一张文件照片显示，该不明肺炎的检测结果接近2003年爆发的SARS(非典型肺炎)。 这两张照片引发广大民众讨论，众人皆担忧SARS疫情重演。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该国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世界各地疾病专家们迅即启动了对该病毒真面目的探寻。
12月底湖北武汉市出现的27宗不明原因肺炎，被指均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武汉市卫生主管单位在1月1日发出通报，决定对该市场实行休市整治并消毒，通知商户配合。 一些报导指出，华南海鲜市场不仅贩卖海鲜，还有些贩卖野味的店铺。 曾有人自称在海鲜市场看过家禽、狗、羊或是不知名的动物被关在笼中或是宰杀。
起初，专家们排除了SARS病毒的可能性。2002年，引发致命呼吸性疾病的SARS病毒在中国肆虐，并传播境外，导致全球范围近800人丧生。2020年1月7日，中国科学家宣布，已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类似SARS，属于冠状病毒家族，并暂时将它取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症候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炎。
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1月1日发布消息称，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有8名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谣言，“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已被依法查处。
1月9日，武汉评估专家组表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经排除了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可能性。 专家初步判定该病毒为前所未见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其深入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20年1月11日，中国公布了这一冠状病毒导致的首例死亡病例。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曾在武汉的那家海鲜市场购物，死于肺炎综合症。据《明报》报导，该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 该患者长年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 与此同时还有41个确诊病例。
之后数天，泰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宣布曾去过武汉该市场的人员被感染病例。在中国，该市第二个死亡病例被确认。至1月20日，中国国内3人死亡，200多人感染。
1月11日，“武汉肺炎”出现首个死亡案例。 据《明报》报导，该死者为一名61岁男子，因呼吸衰竭、重症肺炎入院，同时患有腹部肿瘤及慢性肝病。 该患者长年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采购货物。 与此同时还有41个确诊病例。
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武汉肺炎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适逢春节将至，许多人准备搭乘大众运输返乡过年，这也更有可能加速疫情的扩散。
一月中旬，专家们致力于确认该病毒是否会“人传人”。冠状病毒具“人畜共通性”，意指可以从动物跳传至人类。某些冠状病毒可经由咳嗽或喷嚏传染。世界各地机场开始对来来自中国的旅客做检查。1月20日，官方确认，该病毒可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染。
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对武汉疫情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和救治，与世卫组织和外界保持密切沟通，防止疫情扩散。图为医疗人员将一名疑似病例送进武汉金银潭医院。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的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他说，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有去过武汉，但他们的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此“现在可以说，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当2003年中国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的时后，钟南山协助揭露疫情的严重程度，被誉为“非典功臣”。
在钟南山之前，中国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人传人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正面回答。到1月20日为止，还是继续使用“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等说辞。但是在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已经出现人传人，病毒存在变异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官员表示，截至21日24时国家卫健委已经收到国内13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40例，死亡9例。图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防疫措施。
1月23日，中国对武汉实行“封城”，以试图遏制该病毒传播。公共交通暂停。当局指令赶建一家专门收治相关病人的大规模医院。1月24日，感染人数报告超过830人，死亡26人。当局将“封城”数量增至13个，涉及至少3600万民众。
随着春节将至，武汉作为一个人口聚集地，更多人从武汉往其他国家移动，而加速了疫情的跨国传播。1月13日，泰国出现首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之后又新增三例。1月16日，日本出现首个确诊病例。20日，一名中国籍女子在韩国确诊为该国首个确诊病例。21日，一名由武汉搭班机回台的女子确认为台湾首个病例。21日，美国华盛顿州；22日，澳门、香港出现首个确诊病例。在感染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它宣布为全球公共健康紧急事件目前“为时尚早”。
1月24日，法国卫生当局确认法国境内发生3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标志着该病毒首现欧洲。数小时后，奥地利报告，一人感染该病毒。
1月25日，中国农历鼠年大年初一。死亡人数升至41人，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300，其中多数在中国。官方取消了众多大型庆祝安排，以防止病毒扩散。——这一天，数亿民众通常会旅行，或参加各种公共欢庆活动。专家们希望能在3个月内研制出首个冠状病毒疫苗。
诸侯政治与山头派系
中共的执政，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它。自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传统帝制时代，除少数年代给有功之臣和皇亲国戚封国外，虽然消灭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据，但由于皇权不下乡，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保持乡绅自治，基本上等同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武装。这也造成中国人一旦在战乱时期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接受这种教训，执政党特别注重"全国一盘棋"，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诸侯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的局面出现。故我们看到，在中共统治下，没有出现地方诸侯直接挑战中央权力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说，执政党的统治就有效规避了一个个"小王国"。由于政权层级过多，链条过长，信息传递中的"时滞"效应和监督缺乏总使基层政权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尤其是单位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造成每个单位其实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因为在改革以前，中国的单位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全面控制人的一种制度，单位之内，吃喝拉撒睡都管起来，对单位职员来说，无须与外面发生交换联系。改革之后，此种全能型的单位制度只剩下一个空壳，如今人们除工作可能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其他需求都要通过市场和交换来解决，但单位制度造就的封闭心态被保留延续下来，并被单位制度的外在表现--围墙包裹。围墙不但没有随着单位的改革和变迁被拆除，反而由于安全问题而加固，并在整个社会蔓延开。现在城市的每个小区都建有围墙，还安装了探头。人们都在围墙之内工作和生活。中国政府前些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经酝酿过拆除单位和小区围墙，打通道路的计划，但动议尚未提出，就遭到社会反对，实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度，中国出现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个省的财政状况也不一样，像广东、山东、江苏等省的财力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好，这些财力强的省份，对中央有一定的谈判空间，时被学者称之"诸侯政治"，威胁中央管治权威，这也才有朱镕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削弱地方财力进而削弱地方权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胁中央。当然，这个阶段的"强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对而言，由于执政党的组织体系贯穿于政府，而它又是一个讲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等级的政党，人事任命大权掌控在执政党特别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还是受中央节制。尽管如此，实力强的地方诸侯也确实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提拔重用。执政党用人号称五湖四海，但历史形成的山头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加之中国人本来地域观念就很强，某个派系和某个地方的官员在某位领导人当政时会受到格外关照，提拔到重要和关键岗位或者重要省份。
官员的体制性懈怠
此种用人状况在胡锦涛时期和习上台初期一度有所改变，一些在中西部贫困省份工作的官员会得到中央青睐提拔，但随着最高权威要打造一种新的全能型举国体制，小圈子选人的情况愈加凸显。比起前任，他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诸侯的坐大，其集中权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势力，不管它来自中央还是地方，保持绝对的政令畅通。然而，现实与规划总有差距，尽管他的指令无人敢违抗，全国看似一盘棋，但只要脱离了其视线，官员们就呈现体制性懈怠，无所作为，逃避责任，欺上瞒下，这实际是一种对唯一权威的消极抗议，也是权力的自我封闭。新冠病毒肺炎的扩散与它有直接关系。因为无人负责，官僚们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费宝贵的阻截病毒的时间。
同样，由于坐等上面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指令，面对各地纷纷采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尽管明知这种极端做法会给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干扰，但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下，主管部门听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负面效应全面显现，上面也发话后，主管部门才行动起来，去纠正这种现象。和sars时期政府的此类回应相比，慢多了，当年sars各地也曾出现今日的封路封城等"封闭式做法"，但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门意识到它对抗击sars的不利后，迅速制止了它的蔓延，不像如今全面开花。
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
此次疫情各地"封城"，一个直接的催化剂是武汉，如果说武汉"封城"乃迫不得已，得到上面的同意，这一举动带给各地的示范效应就是在自救的借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责任，它激发起了各地原先潜伏的对中央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消极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识和独立性要求，借助于这个特殊时机，将之变成积极的以邻为壑的"封疆割据"。
图像来源: Reuters/China Daily 之前，在中央的压制下，地方的独立性和"诸侯意识"根本没有存在空间，现在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被复活，且以一种过度的形式出现，因为地方父母官都知道，此时以保护百姓为由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这里有一个示范过程，当第一个"封城"没事后，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封城。此时若不封城，反而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特殊时刻，对地方的权力主体来说，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服务于本地利益要高于服务于全局利益。
这种危机时候的做法，虽然不是常态，但却比常态更能反映人们包括官僚群体的真实动机。民语有，大难来临各自飞，各扫门前雪，此次各地"封城"有点类似于此。这才是一个更加真实和残酷的中国，它戳破了全国一盘棋的假象。采取高压手段完全压制地方利益，不让地方有一点自主意识和空间，将政经大权完全垄断在中央甚至一个人手上，以维持一人权威和政治上的全国一盘棋格局，其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一个个封闭的权力空间，并在危机时候以一种剧烈形式反弹，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顾全局和他人利益，甚至损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时代"的地方主义以这种曲折方式表达出来。
传统中国虽然更多强调国家一统，但地方和本土意识也很强，两者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历史，以为集权能消灭地方意识，是一种错觉，它只会使权力主体一步步走向封闭，使人们的心灵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向自我孤立，沉积下来演变成一种有分离倾向的本土意识。事实上，因为极权，无论就中国人的总体意识还是国家政治而言，比之前的改革时期，中国不是更加开放，而是进一步封闭。
本文作者是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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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始发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公共卫生事件。病毒已经造成逾千人死亡。肺炎疫情给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生活和经济运营造成严重影响。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Xinhua/X. Yijiu1月23日，中国对武汉实行“封城”，暂停所有公共交通。当局指令赶建一家专门收治相关病人的大规模医院。随后“封城”数量增至13个，涉及至少3600万民众。1月25日，中国农历鼠年大年初一，死亡人数升至41人，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300，其中多数在中国。官方取消了众多大型庆祝安排，以防止病毒扩散。
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目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当日，港澳政府宣布限制湖北省居民入境。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法国宣布从武汉撤侨。
截至1月27日，中国官方宣布确诊病例2835例，死亡81例。27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视察武汉。当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承认“有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但同时指“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1月27日晚间，德国巴伐利亚州确诊一名男子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卫生部门表示，此男子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商Webasto员工，一周前与该公司来自中国的一名女同事有过接触。该女子在返回中国后被确诊。据悉，感染病毒的这名德国男子已经被隔离治疗，身体状态良好。28日晚间，又有三名德国人被确诊感染，他们都是Webasto员工。鉴于中国疫情严峻，德国政府准备动用空军飞机从武汉接回滞留在那里的德国公民。
跟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数字，1月28日24时，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报告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SARS的规模，不过死亡人数尚少于当年。据新浪网报道，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内地累计报告非典肺炎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治愈出院4959例。
世界卫生组织本1月30日召开会议之后，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世卫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此举不是对中国投下不信任票，而是为了防止这种病毒传播到医疗体系较弱的国家。
据中国官方数字，截至2月2日，确诊病例17205例，死亡361例，重症2296例。媒体报道，与2003年中国官方公布的萨斯死亡人数相比，此次疫情已经超过当时的数字（官方称中国大陆有349例死亡病例）。
截至2月11日，德国统计有14个确诊病例。其中2人是德国派军机从武汉撤侨经检测确诊的。图为百余名德国撤侨隔离两周的安置点，位于法兰克福以南一处军营。图中是记者在撤侨抵达前在该地采访。2月9日，第二批撤侨人员也安全返回德国，这20名生活在武汉及周边地区的德国人和家属，未能赶上第一批撤侨的专机。他们乘坐英国的一架包机离开武汉，到达英国牛津附近的军用机场后，被一架德国军机接回德国。目前他们在柏林接受隔离观察，暂时没有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
2月3日，据称有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在武汉交付，工期8天。2月8日，雷神山医院也投入使用，开始收治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与此同时，对于武汉疫情先期“8人造谣被警方警告”的消息，中国媒体进行追踪报道，采访了早期出于谨慎防范将消息发表在社交媒体群组的医生。中国媒体也报道了中国专家在国际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在1月20日钟南山表示“肯定有人传人”之前看来就早已有相关“人传人”证据。
习近平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不足，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2月5日，中国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达到490，确诊24324人。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各国第一时间分享所有跟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信息。
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在去年年底在微信群聊里发消息称“确诊7例SARS”，随后遭公安机关训诫，因此被视为新冠疫情的首批吹哨人之一。他本人在2月1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病情恶化，于2月7日凌晨去世。各式哀悼他的信息一夜之间刷屏各大社交媒体，关键词#我要言论自由#也开始在微博上受到高度关注。 专家认为，李文亮之死引爆了自新冠病毒疫情扩散以来，社会上对政府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2月10日，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结束延长的春节假期，部分工厂企业逐步开工。但由于新冠病毒确诊案例持续上升，相关的防控工作仍然严格，饭店餐厅少有顾客光顾。中小学复课时间推后，江浙沪粤等经济大省均宣布在2月内不开学。有分析人士猜测，肺炎疫情可能使北京当局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的希望落空。
2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017人，单日死亡病例首次过百。除了短期内新建成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之外，武汉地区还将一些体育馆和展览管等设施临时改造称所谓的“方舱医院”（图），收治轻症患者。
2月13日，湖北省通报了14840确诊病例，称激增的原因是诊断标准改变，将13332个临床诊断病例，即CT检查结果显示有肺炎现象者归为确诊，但是这些病患尚未透过核酸筛检来确定是否有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由现任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也遭到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