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总理李克强推动下，中国官媒正在为"地摊经济"正名，恢复其活力。

我用正名和恢复，而非用激活，是因为后者意味着"地摊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存在于中国的现实，只是活力不行，但事实是，"地摊经济"只是曾存在于中国，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在本世纪开始后尤其近十多年来，随着各地开展城市文明创优争先工程，要把城市打扮得光鲜亮丽，以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等为代表的"地摊经济"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基本绝迹，可能在夏天城市的一些街道还能见到。官方对"地摊经济"的打压和扫荡，不仅仅是地方官员的面子问题，也是政绩需要。

压力所致

此番重启"地摊经济"，当然是当下经济形势的压力所致，用李克强的话说，"前所未有"。今年四月，中国政府在之前"六稳"工作（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外，新提出"六保"任务，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稳"、"六保"也出现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已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重点。但无论"六稳"还是"六保"，就业都位居首要，说明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新冠疫情和美中关系恶化的状况下，经济急剧萎缩给大众就业和民生带来的影响很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冲击中共统治。

中国经济因新冠疫情在第一季度史无前例地下跌了六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也难以实现正增长，后两季经济可能会好转，但这是在假定疫情不会出现第二波的情况下，再加上美中关系持续走坏，此乃中国政府首次在今年不设经济增长指标的原因，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外部市场无法控制。经济困境使得中国政府预先张扬的两大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脱贫--很可能无法完成。根据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透露的数据，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尚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虽然他之后解释这六亿人包括没有工作的老人和小孩等，却也让外界一窥中国贫困的真实状况比人们想象得更为严重。这两个彰显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目标任务若不能如期完成，中国政府固然有解释的理由，民众可能也会理解，但多少有损中共的统治和习近平的权威。

让中国政府忧虑的不只是这两个目标任务，更有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李克强日前在对山东的考察中坦率承认，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一般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低收入人群在这次疫情中受冲击明显，他们中很多是贫困户、失业人员、低保和临时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众，涉及几亿人。他在两会记者会上举了几例，一个农民工在外打工30多年，今年还没找到工作，全家陷入困境；一些个体工商户，已经歇业几个月；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另外，今年还有874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市场。

担心流民生变

无疑中国政府害怕出现疫情造成大量失业的现象，在城乡制造大批流民。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一些王朝直接亡于大灾出现的流民生变。虽然中共现在比历史上的多数王朝都显得更为强大，而且有民族主义支撑，不可能出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流民起义，然眼下毕竟是多事之秋，哪怕是小规模的社会动荡，也可能酿成海啸，就像美国此次骚乱一样。所以中国政府警惕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务之急是稳和保就业。只要人们有一份事可做，即使收入缩水，但总强过失业。要稳、保就业，就必须善待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因为它们是提供就业的主体。而恰恰也是它们，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伤害最大。

中国政府一方面将解决中小微企业的困难作为纡困重点，另一方面，鉴于外需的不确定性，必须让人们自力更生、自谋出路，这就需要废除过去束缚民众自谋生路的许多政策、规章和做法，解除官员为了自身政绩和利益而捆绑民众的双手。故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的原因，正是这个文明城市测评考核窒息了大中城市曾经繁荣的"地摊经济"，在考核的排名压力下，城市政府以"地摊经济"影响市容治安、阻塞交通及环境卫生问题为由，用自己的权力意志蛮横地扼杀了它。

"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许多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罗马，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周末市场、跳蚤市场等各种不同的地摊个体经营形式，但中国的城市政府在向国际化城市看齐的过程中，单纯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驱赶封杀小商小贩等地摊经济，由此也常常造成流动商贩和城管的矛盾，甚至发生血案，引发群体事件。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很多。

环境倒逼变革

中国政府这回看中的当然是"地摊经济"能够帮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成都放松对"地摊经济"的控制，创造了10万人的就业，已经作为典型被官媒宣传。其实，"地摊经济"还能极大增强社会创造力，丰富城市的文化结构，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也是由"地摊经济"逼出来的。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举了一个"大碗茶"的例子，当时中国政府为解决几千万回城知青的就业，不得不默许他们在城市街道巷尾摆摊设点，突破了那时在理论和政策上还属禁区的个私经济。改革的大背景无疑是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但几千万知青返城后的生计及其骚动对城市社会秩序的现实威胁，则是更直接的触发因素。

此事说明环境倒逼变革。现在又到了这个关口，重启"地摊经济"就是内外环境的倒逼结果。事实上，这种倒逼，不光体现在"地摊经济"上，也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再强调和更大力度的开放上。

习平上台后，尽管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规划，但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倒退以及强化经济统制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改革确实一度停滞，其后遗症至今还在舆论发酵。但我认为，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或者主观上要扼杀改革，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成立中央改革委这一机构并亲自主掌。另外，在中共最高层，也存在以李克强和刘鹤为代表的市场改革派一直在牵制着习，虽然这个牵制的力量还很弱。习最近在两会代表团的讨论中，也称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假使他以前确实有这个想法，那么现在表明他明白在中国走过改革40年后，任何力量，哪怕它看起来一时特别强大，都无法再使中国回归计划时代。

习的真正问题在于，他认为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进经济改革，两者能够做到并行不悖。但这一认知是有问题的，是对中国改革历史的误读。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在他主政的这些年，中国出台的冠之改革名号的政策和举措比胡锦涛时代多得多，这当然有外界主要是美国逼迫的因素。在去年为因应美中贸易战而在一些领域实行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的基础上，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方案，要把海南建成全球高水平的自贸港，中国政府称此乃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海南自贸港将在部分产品中实行零关税，并且外籍人士可以在自贸港内的部分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在官方的宣传中，自贸港被说成是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如果说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是要对抗美国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以显示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形象，那么今年4月和5月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份文件，则意味着当局非常清楚，假如不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寻求突破创新，释放民间和企业的活力，中国就无法建成内需型经济体和消费型社会，无法摆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这一角度看，"地摊经济"的重启，也是其中一环。

然而，政治控制下的改革，前面说了，已为中国自身的改革历史否决了，硬要把党的全面控制和经济改革捏在一起，逻辑上两者不是互补和融合，而是出现排异反应，因此其结果要么是改革压倒了党的政治控制，让党的全面领导边缘化、面具化；要么是政治控制扼杀了改革，使改革徒具形式。从目前的形势看，中国的外部压力还会进一步强化，全球去中国化的趋势会进一步明显，这对改革很可能是有利的，假以时日，会削弱党对全局的控制，从而削弱习近平的权力。

"地摊经济"的重启以及市场改革的部署，表明中共也在被危机推动求变。只要外部压力足够大及由此造成的内部经济足够差，中共放松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控制，乃至政治开放的可能性不排除。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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