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上世纪50年代，张爱玲从大陆流亡香港。在罗湖桥头等待过关的时刻，她记住了中共小兵点滴流露的人性温情。尽管相关叙事从60年代到80年代两次书写，语言也从英文转换到中文，但这个细节在不同版本始终不曾删去。它与罗湖桥两岸被政治所苦、被隔离之苦的众生相一起，令人一如既往地顾念大时代风云之下的小人物--甚至也包括这位小兵，中共体制的一个象征。

而在柏林墙倒塌33周年的前几日，德国新任总理肖尔茨采取了反向的逆行。不同于张爱玲等逃离之时"紧紧地挤在铁丝网边上、好像生怕会落下自己似的"的苦涩窘迫，也不同于柏林墙倒塌之时潮水一般奔涌流散的兴高采烈，在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制造的惨淡氛围之中，肖尔茨在一片质疑与批评声中独自前行。甚至，因为领空管制与封锁，或许他的政府专机，也与无数奔赴亲友团聚或经商往来的芸芸众生一样，不得不冒险绕飞苍茫北极。

德韩中历史命运的共情

肖尔茨的独自出访首先招致了"不团结欧盟"的批评。但他访问前夕于《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到："尤其是经历了冷战分裂的德国，对在世界上形成新的集团毫无兴趣。" 这句平淡之语类似于笔者针对柏林电影节弃绝浮华的风格曾作的解析，但在这里，却愈加泄露出德意志的某种深层心态：命运一帆风顺的道义高地法兰西，本身绝无亲历冷战隔绝的切肤之痛；反而是基于相同经历的中国东亚近邻韩国，却对外界难以具体化想象的一切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拒绝与马克龙同行而将专机停留韩国守候，本身即是德意志基于个体命运、审视历史伤口的深刻隐喻。

而当同时访韩的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于首尔都市领略空中密集飞过的北韩导弹，或许也将拥有更为直观的感悟：政治孤立与经济封锁，一向绝非打击独裁者与独裁制度的最佳利器；相比南韩民众于"统一"口号之下所受的战争威胁，同宗同族的朝鲜人民，则不得不更为直接、沉默、因而也是满怀绝望地承受饥荒、贫困与被压制的痛苦。

而在张爱玲笔下，60年代初，当19岁的逃港女孩囿于圣诞迷惘而意欲返回大陆，作家感念其逃亡途中掩护爱女而重伤身亡的父亲，感叹在封闭的社会里"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不敢说"；并认定这个自己也写不出来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而同样的讽刺性，亦是见于金正恩2018年众目睽睽之下执起文在寅之手，在一片欢腾声中象征性地跨越板门店三八线：当如雷般的掌声聚焦性地献与二人，无数离散家庭经年间的长夜恸哭似乎因此而得到淡化或掩盖--尽管它本身就难以被听见。

正因如此，每个柏林墙倒塌纪念日，笔者总是忍不住默默去看那议会大厦旁河里游来游去的天鹅。它们如此孤独、如此依恋于人而不肯离去，总是令人深深怀疑：是否那一个个倒在附近柏林墙下的年轻灵魂，正在此苦苦徘徊不去？其中最近的一位牺牲者甚至死于1989年3月--可见即使短短的8个月，也足以隔绝出一个冰凉残酷的世界。

亲自在场的意义

短短11小时的访问，肖尔茨总理自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反对俄国使用核武的共识。尽管不少西方媒体质疑这份承诺的真情实意，并逐字逐句地搜寻是否对俄罗斯直呼其名，但不争的事实却为：习近平是于11月4日中国外交部关于肖尔茨来访报道之中声明这份立场，明确指出"中方支持德方、欧方为劝和促谈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并"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这份并无歧义、清晰呈现于世界面前的承诺与表态，即是国际外交主义所追求的初步成果。

更加独特的个人风格，则是肖尔茨总理针对香港问题与新疆问题的公开陈述。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人们在愈演愈烈的台海对峙之中无法缓过神来，继而又被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出乎意料的一幕深深震惊。在这外界普遍质疑的"错误时刻"，肖尔茨却以不同于前任总理默克尔的个人风格，向中国领导人公开直接地阐述台湾问题需"和平解决纠纷"。虽然这份"不合时宜"的直拙似乎正与习近平主席近日的军备动员（11月8日）相违背，但品格唤起品格，这无疑启发美国拜登总统三思之后步其后尘，宣布11月14日的巴厘岛上愿与习近平主席当面会晤谈论。

并且，倘若台海两岸尚属相对直观的制度之争与文明之争，新疆问题的争议，则因种族、历史、生活、宗教等差异乃至反恐主义的交织而更为错综复杂，甚至在中国自由民主派内部意见也极为不一。西方汉学家们努力在历史文献、现实数据、治理体系以及民众的控诉声中寻找最为贴切的分析，最近几年甚至出现学界与社会共同研讨的课程。但肖尔茨却超乎各种具体而微的争议，简短精确地传递出最为核心的实质：即新疆存在问题，关注新疆少数族裔的人权问题并非干涉他国内政。相比中美双方在阿拉斯加谈及人权问题之时的弩张剑拔，肖尔茨基于逻辑的清晰阐述，显然并未激发强力反弹。

中国民众的意愿

审视韩国乃至台湾80年代走出威权统治、推进民主建设的历程，不难发现：基于最早践行民主理念、关注人道主义的社会体系，"西方"本身的"在场"，即是赋予东方社会民主抗争的极大鼓励。韩国电影史上的史诗影片如《出租车司机》与《辩护人》等，均有普通民众基于自觉本能，冲破重重障碍邀请"外国人"到场之情境。此种心态，宜见于肖尔茨访华之时普通中国民众的反应。

有中文自媒体完整发表了肖尔茨在《法兰克福汇报》署名文章的翻译版，无论其阅读量还是留言程度，均令人惊奇地突破了目前沉闷的社会气氛。人们在这里出乎意料地大声疾呼、直抒胸臆，诸如"不仅德国务实、大国也要务实"、"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交流永远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关门永远不是"等等肺腑之言，表明在前景路线暂不明朗的当前，人们把肖尔茨的访华不由自主地当作了一扇希望之窗。这正如疫情爆发以来李文亮医生微博之下的哭墙：人们诉说个体的恐惧忧愁，寄托着内心的向往，相互获得心灵的支持与安慰。只是这一次，它集中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引发中国民众另一迫切期盼的，是肖尔茨总理所承诺的BionTech疫苗。尽管中国各地在生硬僵化的封控体系之中屡屡出现次生悲剧，但均被官方描述为不具代表性的个体事件。但目前爆发的富士康工人集体大逃亡，却意味着中国的防疫政策已经难以持续为继，并且直接损伤到中国的工业化强国之路。不透明的病毒信息、恐惧从众的群众心理、乃至难以确定实效的国产疫苗，它们重重构成开放途中不可回避的难题。但在产能下滑、经济凋敝的今天，借助已在西方广泛使用的高效疫苗寻求开放，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项。

推倒柏林墙

六十年前，在"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的结尾，张爱玲清醒地观照："前进两步退一步--毛泽东说过，这就是他进步的方式。跳舞也好、行军也罢，人民总是苟延残息地活下来，冀盼能活到煎熬到头的一日。" 关于中国目前重新出炉的供销社、人民经济、国营食堂等"怀旧"概念，究竟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式私营经济的矫枉过正，或亦历史性的整体收缩与倒退，尚需继续深入观察；但无论任何时候也保持直接交流与流通，防止冷硬隔绝的柏林墙，或纵使为一个密封的社会强力拉开一扇窗，却正是上次冷战赐予人类的宝贵经验。

当中资入股汉堡遭到强烈抵制，笔者不由想起曾任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与罗马法教授Hans-Peter Benöhr所告知的一段亲身经历：当60年前中国爆发大饥荒而封锁信息，在汉堡港口商会当学徒的他正是通过货轮水手的只言片语得知中国正在发生饿死人的悲剧。而在目前针对德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汹涌批评之中，人们同样忽略：在土生土长的商界精英大肆推崇"九九六"工作制度的社会，在外卖骑手被平台算尽最后一秒速度却被雇主拒付基本保险的劳资关系里，外企的进入，不仅为普通民众创造大量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也带来成熟先进的劳动条件与企业文化，正如德国8位商业巨头目前在《法兰克福汇报》（11月10日）的联名文章所指出。而这，正是人权文化在现实生活之中不可忽略的有效实践。

回望柏林墙下，每当伟大的西方领导人如肯尼迪总统与里根总统发表演讲，澎湃的激情与感动的泪水总是构成一幅动人心弦的名画；而当柏林墙终于倒下三十几年，柏林街头的一则纪念广告则动情地描述了一对恋人在墙下走失、寻觅、而又重获美好浪漫的亲吻拥抱。只是，与此同时，一部题为《柏林墙, 1961》（Die Mauer - Berlin '61 ）的影片，却向我们展示了最严酷的事实：一对平凡的年轻父母与幼子竭尽全力还是被柏林墙无情地分开。三十年后，他们终得重逢，但却成为精神上的陌生人：站在墙下，年轻一代的眼里黯然无光；他们彼此不诉摧残，但已麻木地形同陌路。因此，在记住"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的同时 ，我们或许也应注目那并未渴求公众掌声的肖尔茨总理：在世界一片艰难与迷惘的时刻，他亲身跨过了正在施工的墙基。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国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 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 2022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