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措施后，中国遭受了疫情海啸。大批民众发烧，体痛，忍受折磨，也有迄今不知数量的患者去世。且不讲普通民众，即便是关于那些达官显贵的患病及死亡者的数据我们也不知详情。仅从各个著名学府、研究机构陆续披露出的学界几十上百位著名学者、教授、院士这些医疗、生活条件相对良好人士的死亡状况推论，中国因此次新冠大流行去世的人员绝不会是少数。

各医院人满为患，人们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三年前武汉的一幕再现；缺医少药，哪怕是那些基本的抗感冒，降高烧的药品也一粒难求；火葬场无法按时火化逝者……种种这类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从严酷的"清零"政策到一夜间撒手不管，从一切要服从政府安排到强调从此个人管个人，自求多福，"自己是健康责任人"，……官方的立场左右摇摆，发布的信息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南辕北辙，极大地丧失了信度，也带来社会极大的混乱与损失。

这一切，将来的历史会有怎样的评价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由体制造成的信息流通与决策上的扭曲，治理观念上的局限与谬误，意识形态挂帅，权力考量至上，肯定是造成现在这种灾难性局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有人会立刻加以驳斥，称笔者这种说法偏颇，是制度决定论，因为在各国如印度等先前也有些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出现过。是的，是如此，不过也恰因此，才凸显问题的荒诞与更加无法令人接受：在先前世界上这类大规模感染案例发生过的情况下，在中国民众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经受三年严酷的隔离政策后，为什么还要经历这种惨烈的状况？如果你用无法阻挡病毒传播扩散，最终难免要出现这种局面来加以辩解，那么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严酷的长时间的隔离，付出那么大的经济、社会、心理上的代价的意义又何在？

或许有人又要用疫情难以预测来加以辩护，但世界上所有真正的传染病疫情专家，包括中国自己的稍坚持一点医学立场的医生如张文宏等，也都根据医学的逻辑早对"清零"有过不同意见，主张及早逐渐放开，学会与病毒共存，避免发生这种挤兑局面有过预言。而鉴于各国的前例，当下的病毒传播和大规模感染的状况如果说不是完全至少也是有相当大部分是可以预见的，却要固执清零走到这一步，甚至是毫无准备，连基础的治疗感冒发烧的药物都一粒难求，温度计都缺货买不到。作为号称"世界工厂"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花费了如此巨大的资源去搞核酸、建方舱，难道是因缺资源而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备？这些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事先尽量汲取他人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做些准备，减少些损失呢？这本不是先前付出的隔离代价所应该能换取的吗？三年来，政府除去强制实行清零政策，又做过什么相关的预案，以减少人们在大流行的情况下的各种损失？这些难道不是中国政府该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一个解释的吗？

这里，我们暂无法就暴露出的问题展开全面的讨论，只就其中一些一般性的问题略作几句讨论，那就是面对这种大规模的疫情，公共卫生危机，政策的制定到底该不该受人们的检验。而如果人们有这种权利，那么人们的批评是不是也是正当的，不应该被压制的？之所以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到今天为止，中国官方依然毫无反省，依旧宣称自己"三年来的政策是正确"。那么显然所有的相关批评就都是错误的了。此外，这几天网络上也常看到一种说法，认为说国人或西方对中国防疫的批评不合理，自相矛盾，是对中国政府的偏见所致：所谓"不放开你们批评，放开你们也批评？" 并以此为中国政府前一段的"清零"模式和现在大规模放开的做法辩护。我们姑且不去想象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领有任务在网络上为官方立场护航，进行辩解的"五毛"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可以相信确实会有些人会有类似的想法——这本无可厚非，每个人的不同看法应当受到尊重，但是，因为其中牵涉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比如人们到底在批评什么, 应该怎样看待批评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稍做讨论分析。

公民是否有权利检验政府政策？

先说民众对防疫政策的检验的权利合法性问题。说到底，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讲，其所做的一切，皆应以公民的权利福祉为最高目的，政权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超然的存在价值；中国官方也自己不断宣称抗疫上的所为是"人民第一，生命至上"。不过言下之意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特意要与其他国家区隔，有那么点别的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西方民主国家皆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当道，不将人民放在第一位，不将人的生命置于最高政策标准之上的味道。就好像那些国家没有选举机制，没有反对党，也好像那些国家没有非官方的媒体在那里不断地批评政府，那些国家没有独立的司法来起诉官员、政府，包括最高领导玩忽职守，草芥人命的罪行一样……显然，这是与现实不符的。至少在那些民主国家，如果政府不将人民第一，生命至上放到首位，大概是不会有机会呆在位置上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想显示其制度及领袖在抗疫问题上优越于美国。如果说特朗普在抗疫问题上有些荒腔走板之处，那特朗普下台败选肯定是与此有关的。美国的防疫政策是不断受到各方监督批评而不断调整的。中国的这种宣传则好像不断在暗示说：只有中国这个没有反对党，领袖也没有任期限制及追责制，没有独立司法，独立媒体，成天有大批警察与工作人员删帖的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官员们才是真正为人民考虑的，所有作为才是最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这是不是有些自我标榜，过度自恋甚至有些没有羞耻意识？读者自己去判断好了。

至于中国民众到底对这种说辞有多少人相信，我们不得而知。即便是有一些人一边哭喊找药投医无门，一边回头仍去感谢政府过去"照顾了人们三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很多人的信息渠道是相对单一，光看新闻联播描述的外界、西方，无法做真正的比较，当然以为中国是最好。就如朝鲜人民相信自己的国家在金正恩与劳动党的领导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一样。不过，官方不断宣传的政府三年来"为民做主，照顾人民"等说法，实在是本末倒置：政府是靠人民的纳税钱养活的，照顾人民、服务人民本为其存在的理由，不照顾、不服务民众就根本没有其存在的必要。问题只在这种照顾、服务到底如何才应该成为判断现代政府的标准；照顾、服务得好不好，事后会不会被追责，这才是问题关键。想当初即便是造成大跃进、文革等大规模饿死、残害民众的人权灾难之际，北京政权也从没有忘记标榜"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总不能因其如此宣称也说大跃进与文革那也是"为民做主，照顾人民"之举吧？……

所以，关键还在于民众到底有没有能让政府及其官员必须认真为其服务，如玩忽职守，恣意妄为酿成灾难后有没有追责等机制。这这一切归到底，恐怕还是民众要具有选择权，选择官员、政府以及检验其政策的权利。否则，那种所谓的"照顾民众"会不会成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人'的托词？即便是照顾，服务，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照顾"、"服务"，想照顾，服务就照顾，服务；不照顾、服务就不照顾、服务，甚至是乱"照顾、服务"呢？这次"清零"那种硬性划一，粗暴甚至是残酷的非人道的措施，真的都是为了"照顾、服务"民众？即便不是依据各种传闻所揭示的触目惊心的防疫利益链之黑暗，即便是按现在官方正式公布的一些很可能是冰山一角的信息来看，三年来防疫中的腐败很可能就是巨大的。这其实不奇怪，对这种没有反对党与自由媒体监督的体制，越是这种准战争状态下的动员，越有利黑箱作业，腐败横行。而因迄今我们依然不清楚的原因，官方忽然间决定"不照顾、服务"了，彻底放弃其责任，让患者自生自灭，所谓"自己成为健康责任者"，那政府有没有明确一下它该尽的责任又是什么？如此不负责任，人民要这政府又有何用？

其实，即便按现在中共官方的说法，人民也是有对政府的检验监督的权利的。但一如以往，在这次抗疫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人民有落实这种权利的事实。三年来的事实给我们展示的，是这种权利的阙如。官方不仅用行政命令，且利用"防疫法"等所谓的法律手段强行贯彻其意志，甚至屡屡暴力执法；中国民众成为彻底的被动受动者，没有丝毫的主动权；官方强力封城，封楼，封屋，不分缘由，民众只能忍受；而官方一夜间大转向，撒手不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负该负的责任，人们承受其恶果也没有丝毫的追责权利。所有政策的出台与改变，不管过程、后果如何，人们只能任由摆布，对情况一无所知，比如真实的死亡人数到底多少，皆为迷雾，看到的只是官方各种不断偷梁换柱式地变换新冠死亡的定义，疾病名称的把戏；官方时时号称要抓谣言制造者，而自己发布的信息比如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常为虚假，又有何脸面称民间的说法为谣言、谎言？现代公民应有的对政府的检验与约束事实上归零且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谁提出批评，批评什么以及专家的角色

也是因此，社会的不满高涨，各种批评层出，但在中国也依然得不到正常的表达途径，不断受到压制。而即便是有些批评浮出，便立刻有那种胡锡进式的人物出面散布各种说法，替官方补锅，辩护，也会有些人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各种说法反对批评的声音。到底那些批评是来自谁的批评？批评了什么？是否有理等等，其实并没有做认真的梳理，结果让一种偏颇的情绪笼罩，削弱我们的理性分析进步的能力。

如果我们整理一下那些批评，大体上自疫情爆发三年来，对中国政府抗疫上的批评主要是来自内外两部分。就外部世界的批评来讲，从疫情爆发前期迄今为止都没有消失的一个批评就是中国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这包括疫情的起源，也包括防控的措施的依据，相关数据的真实可靠性等等。因为这些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的人权问题，也牵涉到各国自身的防疫进展，他国是有权了解的，也是一些相关国际规定所要求的。此外就是认为中方对病毒溯源调查缺乏合作诚意。这些直到最近几天的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其负责人谭德赛还在呼吁中方就新冠源头及现在发病的相关数据、状况与世卫组织合作。

此外，这一年多的一些批评就是集中在防疫政策上一些非人道、非法治的粗暴措施上，以及针对奥秘克隆这种变异后感染性极强但重症率低的新变种，根本做不到清零的状况下，官方不可思议地依旧采取反科学的强制清零政策。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下是，三年抗疫中，事实上外界媒体也曾有过许多对中国抗疫及民众的正面报道，外卖小哥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第一轮封控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等都曾受到相当多的肯定。

就中国民众、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疫的相关批评看大体也是如此，一些批评尤其集中在那些具体的严酷的毫无道理的封控措施造成的生活的艰困，经济的巨大损失，所带来的各种严重的自杀、心理疾病、因无法正常医疗导致死亡，诱发其他疾病等各种次生灾难等现象，也包括生活、学习与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等等。

12月官方突然放开以来，社会的批评则围绕在如下几点：官方在实施让人民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三年的所谓清零政策后，180度大转猛然放开，不仅让民众毫无准备且作为各级政府也几乎呈现出一种毫无准备的状况，该负的责任不承担。说辞前后矛盾，且不做任何解释，无论出现怎样的灾难性场面都照旧强词夺理，粉饰太平，推卸责任。号称是"充分准备后的放开"。

就现代国家来讲，这些批评本就是公民的权利，本就合理，要给政府唱赞歌才不是正常的现象。当下的批评与过去三年的批评既有连续性，也有不同，本不矛盾，人们既没有笼统地反对封控，也没有极端的拒绝解封。封城有不同的封法，封城的时机，--前期没有疫苗与药物，当然得封，全世界都封；但人们适当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与时间，生活的基本权利与尊严是否应该得到保障与尊重，这才是值得讨论的；解封是必要的，否则普通人与社会的经济、心理能力都无法继续承担，但要循循渐进，在做好疫苗施打的普及，照顾好老弱病人、做好事先的通报的情况下科学、理性有控地解封，向社会大众负责地解封，这些既是符合常识、科学，也是其他国家有过的经验。其实说到底是人们渴望能有正常的生活，工作，享有基本的自由，希望政府能秉承其所宣称的人民政府的宗旨，承担其该承担的责任。而用一种笼统的反对封控和主张解封来概括人们的想法、批评，事实上是混淆了我们上面提及这些问题，既不是人们的真实想法，更是有意无意在为政府的极端做法，施政过失寻找借口，如果我们不去猜度其动机，至少是觉得其反驳是混乱、不成立的。

谈到防疫政策及相关的批评与反批评，就不得不提及三年来官方所借用的专家的角色问题。这里，我们不去判断网络上传播的关于各个著名专家如钟南山、吴尊友等人的利益链问题，这些或许应该由官方按照国际惯例做出调查给出正式说明，如没有类似问题，也好还当事人清白。但至少，中国的这些著名专家们这一两年来翻来覆去的说法，恐怕不仅毁掉他们自身作为专家的公信力，且也严重地伤及其所代表的抗疫的正式机构的合法性。网上近日有报道，首都师范大学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在疫情如此肆虐的情况下，竟然在开题准备化八十万元研究所谓"伟大的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中国的所谓专家们的信度崩塌性地溃败，这对一个要走向现代的国家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也让人想起大跃进时代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人为亩产万斤论证之事，以及苏联历史上那些服务于权力需要的科学家的相关论述带来的笑话以及造成的种种灾难。

中国专家们的溃烂这种现象显然不始于今日，近些年随政治上的专断氛围愈重，且伴随经济利益上的诱惑，学术界的腐败愈演愈烈，且因"不准妄议"等钳制人口、打压言论空间的举措日渐严酷，政界、学界阿谀奉承之风大盛，秉持良知敢言之士或入狱，或像高耀洁医生那样被迫流亡他国，或被压制到沉默不语。连那位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大不了的出格话，做点"实话实说"节目的小崔崔永元也没处去"实话实说"了。央视等官方媒体上多是些不断被证伪的已沦为笑柄的"专家"在纵论天下，已成为人讥讽、咒骂对象的胡锡进，金灿荣、司马南、张维为等，继续在玩骂美帝、西方的"爱国""游戏的同时，割爱国粉的韭菜以获取经济上的收益。如果说世界上"爱国"常常是一些专制者玩弄的迷魂汤与遮羞布外，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爱国也早已成为爱国大V ，网红、知名人士们一本万利的买卖，"良心"也被拿来当成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工具，做成招牌，借以暗藏私货，图谋己利。这个民族某些精英的道德崩塌到了比疫情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此道德状况，社会公共信任的缺失，谈何"崛起"？谈何让人效仿的"模式"？而真崛起，真要成为他人的模式，又岂能是这世界、他国民众的福音？

要根除这种孙立平先生多年前就描述的"溃烂"状况，可以有多种药物，但其实有一种良药最简单有效，就是要允许人们批评，检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政治、文化、社会亦然。而一味压制各种批评，稍闻批评便视为是别有用心，境外势力所为，那最终只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认知偏狭，信息扭曲，决策失误，腐败迷漫，让民族与民众遭受损失与痛苦。

  "三年灾害"与 "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三年抗疫，让许多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有名的三年！事实上这种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尽管六十年过去，这两个三年背后的逻辑是类似的--反科学，专断的决策，意识形态与政治挂帅，官僚体制的僵化及不负责任，唯上是从，草菅人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革后，在对文革的批判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朝野各界曾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一重大课题、努力的方向提出，1986年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还曾以此做过广为人知的专题讲话。而这种努力因1989 年"六四"镇压而嘎然而止。虽然九十年代后因中国的开放，与世界的接轨，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决策上"科学化"的压力，且随着文革后培养的官僚以及留学归来的一批精英进入体制，中国官方在某些议题上进行理性决策上还是谨慎地有所推进，但意识形态的羁绊依然是这种理性决策进展的大障碍。而近十年，随习近平主政后全面向毛式治国方式的某种回归，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文革式的反智主义的做法、提法又重新开始浮现，占据公共空间，如所谓用习近平思想指导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等等。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革式的言必称习近平思想也充斥各种文章著作，花费那么多纳税人的钱的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以习近平思想为研究主题的课题比比皆是。用李锐先生的话讲，"文化水平那么低"，"小学水平的"的习近平的思想，竟被官方宣称之伟大不仅是要指引十四亿中国人，且要引领世界的方向，--王毅宣称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五百年来之最 ，有点领了当初林彪吹嘘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真传的味道，这些是不是让人觉得荒诞至极。或许我们不必以学历来判断一个人的水平，不过当过毛的秘书、学识阅历都是极其丰富的百岁老人李锐先生所下的评语是"水平那么低"，而习怎么权位又会走到那么高？这或许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不仅影响到学术与文化领域的正常发展，显然也影响到中共政策决定机制的健康运作。 此次疫情防控，从爆发到三年来的防疫，用习近平自己向外界宣示的那样，都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像当年的毛一样，他将抗疫当成一种展示自己的政治决断力，判断力，体现其英明的手段。在前期因中国的强势封城取得一些成果后，更将其当作一种政治资源，符号来与西方抗衡，拿来做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和东升西降的证明。但针对病毒的演变做合理的抗疫政策制定，是需要信息尽可能的完整，科学的态度，而不能意识形态挂帅，让科学按照权力需要, 领袖的好恶来解释事态的发展。而这，是需要一种民主的机制与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才可能的。而中国当下有吗？

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过一篇记者花费数月从各种相关人士收集的咨询所写的就克里姆林宫如何处理侵乌战争决策的报道，其中提及普金二十年的专断威权统治，在其周围已形成一种阿谀奉承、自我保护不讲实话的氛围，一个极小的小圈圈，"不能让'爸爸'不高兴" （ "爸爸"是那个圈子里代指普金的称呼，让人想起中文中的流行语"大大"）是一个重要的不成文的规则，例如，每天七点呈报给普金的国安及战况信息报告最终都要经过普金的密友，国家安全委员负责人帕特鲁舍夫的检视，对信息的消减折增处理，目的是让信息显得恰到好处，扩大成就，低估损失，以不太远离"爸爸"的期望，不让其烦恼生气……如此，俄国如何能不败？而半个月前，看到法国Lci 有线电视台播放的一个泽伦斯基长采访，其中记者曾问及与普金有过一次会面的泽伦斯基对普金的印象。泽伦斯基说了几句让笔者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他觉得普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比他人有什么更了不起的地方，是权力系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另外，普金缺乏与他占据的地位该有的知识与文化素养……。言外之意这是导致他后来做出对历史的错误认识与判断，做出错误决策的原因。显然这些都不独存在于俄国一国，它几乎是所有专断国家都是常见的现象。

提及五十年代末造成大灾难的那三年，对中国当代历史稍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那并不是终结。在中共这类体制下，伟大领袖是不会也不能认错的，因为那将有损其权威，危及其权力地位。因此，在暂时地退却以缓和党内外对其的愤怒与不满后，毛为了报复他人对其进行的批评，为巩固其权力，最终伺机发动了长达十年的一场中共自己也曾定义为"浩劫"的大灾难文革。那么，在面对三年防疫造成的灾难与巨大损失，天怒人怨之后，习近平也会做出的某些调整，暂时的退却，那是符合政治逻辑的，现在已经观察到某些迹象。不过之后，他会不会像毛那样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再引发什么让中国人付出更大代价的灾难呢？这个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历史来回答，但有一点又是确定的，它的答案也将取决于当下及今后一段中国党内外的精英阶层以及中国的普通人的反应。

 民主与科学，这"五四"时代提出的理想已经整整在中国有百年历史了，在疫情在中国肆虐的当下，面对权力的傲慢与专断，面对抗疫所暴露的种种认知与实践上各种荒诞不经的现象，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还是要想到，两者依旧是缺一不可需要在中国努力达成的目标。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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