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质生产力"最早由习近平去年9月到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他的原话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国的《经济日报》发表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政策室主任盛朝迅题为"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对习近平的术语进行了解读。盛朝迅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指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网路、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数据讯息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无新意

暂且不谈这个词是否是习的发明，从本身含义来说，此概念是在没有什么新意。因为除了通过追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引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没有其他的新意。因为这个理念在"中国制造2025" 的设计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但之所以让官员们和专家们如此围着这个概念转，一方面体现了一种有组织跟西方竞争的雄心，即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世界技术层面当领头羊， 走在西方前面；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习近平目前都处于一种对中国今后的发展焦虑之中，也是因为习近平个人以为这是他给当前的中国经济的困境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但在一个一言堂的国度，对习近平提出的概念能做比较公正评估，实在罕见。 首先，我们必须问，习近平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概念？ "新质生产力"是否真有那么神？实现它的前提是什么？在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物质主义的思维

凡是了解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知道，共产党人喜欢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所谓唯物主义就是以现世的一切事实和物质存在为基准来做对社会的判断。 那些存在于人脑中的概念以及见不着的所谓属于上层建筑范围的制度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者主要要关注的事。笔者这里不想从哲学的角度对唯物主义做进一步的分析。之所以提及此概念，是因为笔者以为，共产党人从哲学的"唯物主义"到现实社会的"物质主义"只是咫尺之遥。而习近平目前热衷的"新质生产力"正是他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的表现。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在考虑解决经济问题时，人们一般期待的是，从技术、生产、金融、人口、制度、社会公平等各方面来考虑，从而寻找出一个公正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但习近平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思路就显得很简单。他把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看成是一贴能治万病的好药。而这里他目光就集中在技术、生产上，即高精尖的技术以及高效率的生产。

而这样，制度改革就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了。 而实际上，中国迄今为止在经济上带来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造成的。 譬如，中国地方政府所谓的土地、房地产经济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制度、以及提拔官员时唯GDP的制度造成的。 又如，中国官方对企业界中的国有和私人企业有区别的对待，对户口制度造成社会极度不平等的惊人的容忍，对社会保险如此克扣的财政投入。这些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中国目前经济困境的根源。但当局从干部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就是不愿意对这些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

几个疑问

这种物质主义的视角必然是过分看重了先进的技术。在这里，暂且不论中国是否能顺利地、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习近平的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目的。仅从理论层面，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首先是个测量标准问题。即到底到什么程度和范围算是实现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并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一个系统性的技术进步必定会涉及组织和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但是，准确地衡量它的进步程度，是个相当难的事。而传统的生产力测量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到新质生产力的贡献。

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即便有，在中国整个制造业也是凤毛麟角，它的好处肯定不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如每次历史上技术发展一样，技术的发展很容易导致不平等加剧，并进一步加大社会和经济的分化。况且，中国不少在工厂和农村劳作的人，他们跟高科技一点瓜葛都没有。 他们不仅不可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得利者，而且原来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是可能因为先进的技术出现，而使得他们失去饭碗。 这就等于进一步扩大失业的人群。

不利的国际环境

除此之外，如果谈论高精尖的技术，那就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发展环境并不顺利。由于习近平政府造成的在西方国家政治信任度低，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高级芯片使用和生产的限制。尽管中国自己在努力地打破这种封锁，但是否能在短期和中期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不确定性相当大。 而从客观的情况看，新质生产力通常依赖于前沿技术的应用，而这些技术可能尚未成熟或者存在限制。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技术在某些领域可能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其应用受到技术可靠性、数据质量等问题的制约。再有，对高科技的基础研究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好长时间的。

从供需双方来看，这里还有一个市场需求和接受度问题：新质生产力的成功往往也受到市场需求和接受度的影响。如果市场对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缺乏认可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接受度低，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可能会受到限制。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政府现在把电动汽车看成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性产品。 中国在国内销售已经由于国人的有限购买力达到了饱满程度， 而中国政府也不打算在进一步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而现在，唯有靠国际市场赚取利润。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开始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的制造商，于是正在设置一道道门槛，使得中国的电动车无法在短期和中期内占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而如果是这样，中国就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这样势必无法满足原先的期待，政府也就无法获取足够的税收，来弥补其他领域的不足。

总之，"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在跟西方民主国家竞争中、在技术上占优势的野心。有野心也许比没有野心好。但它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中共当局在推广这个用语时，似乎在传播一个信息，就是以往的发展模式以走到它的极限。这不错。是到了换一个发展模式的时候了。但对转换一个发展模式的首先要做的事不是完全抛弃所谓的"传统的生产力"，而是从制度上开始一个根本的改变。 要不然，"新质生产力"永远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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