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Christian Times）发布的头版专题一片空白，并注明"未能刊出"；而五百多字符的头条报道则为一片空码，仅显示三则经文提示。

这三则经文，从"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至最后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可谓对于历史伤口与遭受不幸者的极大抚慰。这份深挚之爱，令人潸然动容。

而在当前已经无法公开纪念六四的香港，其以审查制度之下的有力留白，更是忠实地履行了"我必用我公义之右手扶持你"的神圣道义。此举无声胜有声，成为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仍旧坚守民主启蒙价值的时代亮点。

六四与集体记忆

正如该期社论《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开篇所言："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

自六四事件之后，众所周知，香港各界民众每年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规模的六四烛光守夜悼念，天主教界亦年年举行纪念弥撒等。这些广泛的自发行为，直至反送中运动之后才被迫中断。因此，其称六四已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这毫不夸张，亦言符其实。

然而，极为遗憾的是，六四事件发生至今三十五周年，就其整体而言，其并未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而这首先是因为国家记忆对于个人记忆的干预。

由于中国官方一向倾向于国家操控的记忆文化，即通过严格的审查与新闻控制来屏蔽不受欢迎的信息，并通过"利益驱动式选择机制"来默认何种史实该被记住、何种史实该被遗忘；因此，在这一筛选机制之下，一系列本该建立系统性处理机制的历史事件，譬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大饥荒等，却被政府有意识地进行忽视，成为集体失忆的牺牲品。

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中，较为"幸运"的似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但其同样并未脱离"利益驱动式选择机制"：一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内高级干部如邓小平、习仲勋等纷纷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其造成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等普遍的社会性瘫痪，三是其反智主义、破坏主义亦对社会整体生产力及创造性造成全面衰退。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之后，文革反思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然而，即使这些文革反思，亦只限于官方与社会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其并未达到任何制度性的处理高度。譬如，虽然小说性质的《芙蓉镇》、《陆犯焉识》等作品亦能获奖或拍成电影，但它们其实都不得不通过了审查制度的筛选以及文学艺术的加工；而在严格意义上真正成为集体记忆的文革博物馆（如巴金遗愿等），以及独立导演胡杰历尽艰辛、抢救下大量当事人证词及档案文件物证的《林昭》、《星火》及《我虽死去》等历史记录片，却仍被当局视为禁忌。

因此，虽然六四运动作为中国社会的血色伤口，至今已逾漫长的三十五年，但由于在延续性的官方体制之下，其并不具备迫切可图的政治红利，其平反时日，似乎注定遥遥无期。香港虽曾因每年自发有序的烛光守夜而被誉为中国社会的"良心"；然自反送中运动以来，却因社会安全秩序等口实被加以制止；而原本伫立于港大的"国殇之柱"，亦不得不以复制品方式流亡德国。在此等"翻天覆地、形格势禁"的变化之下，香港基督教媒体仍以头版留白、辅以社论等方式予以公开纪念，实乃世间一道真实的亮光。

对话与宽恕

如果说基督教《时代论坛》之社论在于提醒民众"守护历史的记忆"，天主教香港主教周守仁枢机同时于《公教报》发出的另一篇纪念文章《就是每年这时期》，则公开呼吁"宽恕不代表忘记，上主不会先要求悔改"。此篇文章的重点在于修和，即意在促进当局与受害者家庭走向对话，并为之搭建起一道寻求治愈之桥梁。

事实上，2012年在六四运动二十三周年纪念之际，学生领袖柴玲女士亦曾借一封英文公开信表达过对镇压者的宽恕。其于信中宣称说："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并且"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然而，由于柴玲敏感的学生领袖身份、不惜流血的访谈主张以及其本人并未付出的流血牺牲，此种单方面的个人性"宽恕"，难免再次埋没受害者利益，引起其家属在内的强烈抵抗。譬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公开的回复信中指出，在镇压中死去子女的"天安门母亲"抗争，是为了寻求"真相、赔偿与问责"；而其他学运领袖亦指责柴玲：缺乏真相与公义的宽恕，是对牺牲者的不公。

而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当时事件所有决策者均已离开人世；且香港的变化虽已容不下一场公开的烛光守夜；但周守仁枢机所持的宽恕却首先直指："那些需要宽恕、却没勇气去寻求它的人"，以及"即使在我们还处于罪过而又未认罪的状态时"。显然，这更多在于对当今北京政府的牵引与鼓励，在于温和地促其正视历史事实，并勇于反思重大历史性错误。

这对于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寻求与政府能就相关问题进行"平等、真诚对话"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无疑是极其有力的道义支持。在复杂的现实考量之中，虽然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不需要去背负当年邓小平留下的历史责任"，从而应着手处理六四留下的政治负资产；但其如何树立"英明的形象"而又不至于使共产党蓦然失去合法性，似乎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考虑之焦点与公众瞩目之所在，这亦包括大量当年亲身参与六四、尔后却成为体制内既得利益者之人。

然而，由于话语与认知总是不断于互动之中达成平衡，风烛残年、日益凋零的"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平等、真诚的对话"，却在"宽恕与和平"主题方面真正具备时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而对这个群体相向而行，甚至不啻于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开始：毕竟，虽然六四远未形成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但三十五年来，民间各界人士亦试图努力以个体回忆来填补官方历史叙述的空白，这其中既包括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代的感受者，甚至不乏参与六四行动的一些解放军官兵--其亦在良心驱使之下，试图为信任者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提示或回忆。

因此，面对中央政府与受害者双方、甚至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不同层面的张力，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无论是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坦然的留白，还是周守仁枢机由衷的祷告，均真实地秉持了天主教教义所一向教诲世人的爱与公义。这不啻依然是民主价值的启蒙，并亦如中国天主教会每日清晨的弥撒祷告：既为那遭受迫害的人群，亦为那当政者或政府官员。因为在其信仰之中，唯有天主掌管历史，方为"公义和大智的，从起初直到永远"。

而此种深怀信心的交托与仰望，似乎亦从侧面回应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社会是否应允基督精神的平等自由、公义博爱，从而接过梵蒂冈的橄榄枝，允其与中国人民同行。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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