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45年5月8日,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在欧洲,武器沉默了"。具体而言:不再战斗、不再被杀了,战线虽然犹存,但战火已然不再,城市也不再遭受轰炸了。
此前一天,德军领导人已在兰斯(Reims)西方盟军总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9日,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对苏联重复了该仪式。因此,直到今天,存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的不同纪念日。无论如何,自5月8日23点起,不再战斗了。战争在欧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导致约6000万人丧生。
噩梦终结
对德国纳粹统治而言,战争结束只是中间阶段,因为,直到5月底,大元帅邓尼茨(Dönitz)仍携部分权力精英待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Flensburg)的米尔维克(Mürwick)海军学校,似乎他继续握有德国的最高权力。而因西方盟军和苏联军队快速推进,纳粹官员在德国其它地方的统治则在3月或4月便已告终。
在西部地区,众多德军军官和勇敢的公民成功实现了许多原要不惜一切抵抗到底的城市在没有重大战斗行动的情况下投降。在东部,则直到最后一刻仍发生惨烈交战。对绝大多数德国人--平民、强制劳工、战犯和集中营囚犯--而言,5月8日首先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此前就已(依观点不同)被战胜、被占领,或被解放了。相反,对德国之外的人们,这个日子是重要的,在这一天,一个噩梦终结了。
战争以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起始,法英两国随后对德宣战、苏军接踵而至,进攻东波兰。表面上,当时似乎是为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秩序而进行的一场修正战。然而,还在早期阶段就实施的针对波兰犹太人的措施预示了这场战争很快会成为世界观之战:反斯拉夫人、反犹太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自1941年夏季始,希特勒和戈培尔也公开如此表示。这场战争在欧洲留下了不同的印迹--物质上和心理上:在西方,它成了一场噩梦,某些地方一直延续至今;在东部,它则成了一场灾难,留下了直到今天都能看到的灭绝的印迹。
一种渐进的"去纳粹化"
德国人中,一部分人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和笃信的纳粹分子;一部分人只是凡尔赛秩序的反对者,在战争头两年欢呼这一秩序的军事摧毁;只要战争尚未深深触及自己的生活,另有很多人则不明就里。自1943年起,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轰炸越来越激烈,这一点发生了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人与国家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纳粹政权则以越来越疯狂的战略对之作出反应。
德国人的"去纳粹化"逐步进行:在某些人那里从1943年便已开始;另一些人始于1945年初,那时,战败已无可避免;一些人则是在战后德国富裕生活出现稳定之后;少数人则直到生命终了依然是纳粹。1945年5月8日的战争终结只是德国人思想和情感上去纳粹化的中间一步。从政治学角度看,它却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创造一个另样的、全新德国的前提。
当美军士兵到达德国南部的达豪(Dahau)集中营时,并不知道大门后面隐藏着什么。这里关押了3万名囚徒,很多人已经病饿而死。更令他们意外的是,这里的囚犯还有一个秘密抵抗委员会。
图像来源: imago stock&people1945年4月29日,一个星期天。一早,斯帕克斯上校对他率领的步兵团第三营下达了进军的命令。美军士兵从西面向慕尼黑挺进。他们并不清楚这座纳粹1933年修建的集中营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大铁门后面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恐怖景象。
图像来源: imago stock&people就在此地的大部分党卫军看守仓皇逃离的前几天,还有一列运送犯人的火车抵达集中营。没有人再去管这些虚弱不堪的囚徒,大部分人饥渴或窒息而死,还有很多人被党卫军冷酷地处死。震惊不已的美军在车厢里发现了2300具尸体。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几小时后,美军接管了集中营的指挥权。美军士兵与残留的看守人员之间只发生了零星交火。在解放囚徒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悲剧,有些人试图翻越铁丝网,却触电身亡。大约32000名犯人幸存了下来。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集中营里的卫生条件是灾难性的,很多犯人感染了伤寒和疥疮。他们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这种带条纹的囚服日后成为纳粹集中营中悲惨境遇的象征。绝大多数人没有鞋穿,图中这位来自刚果的比利时籍犯人Jean Voste还穿着军服。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akg-images1945年4月14日,党卫军领袖希姆勒(前排左二,1933年视察修建中的达豪集中营)下令集中营立即“全部撤离”。党卫军看守用武器强迫约7000名犯人赤脚徒步向南行进,多数人没能从这场“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
图像来源: Imago/ITAR-TASS达豪集中营的大铁门上铸有“劳动让人自由”的字句。这句充满犬儒意味的口号后来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纳粹集中营。这句“名言”出自达豪集中营的党卫军首领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他管治下的达豪成为培养集中营指挥官的基地,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aer)这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也曾经过“达豪学校”的“锻炼”。
图像来源: imago当美军战斗部队已经接近达豪的消息传来,集中营里的几名犯人秘密策划成立了抵抗委员会。他们利用集中营里的混乱局面,试图破坏党卫军看守命令犯人走上“死亡行军”的行动。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ITAR-TASS/S. Krasilnikov1945年4月美军接管集中营管理权后,随军摄影师记录下囚犯们欢呼解放的画面,但这是摆拍的。这些宣传画面瞬间传遍全世界。事实上,欢呼的人群——通常是少年儿童,不仅在达豪并不多见,在各个集中营,大多数幸存者虚弱之极,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图像来源: Keystone/Getty Images二战之后,经历了达豪集中营解放的美国士兵再度聚首,后来他们还和当年的幸存者重逢。2015年,美国老兵唐纳德·格林鲍姆(Donald Greenbaum,图右)与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盎斯特·格罗斯(Ernest Gross)一同来到美国新泽西州自由国家公园的纪念塑像前。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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