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肖尔茨能让习近平满意吗？
2021年12月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首先必须搞清楚，德国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习近平在致肖尔茨（Olaf Scholz）当选德国联邦总理贺词中表示，“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 这话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尤其显得有分量。首先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目前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而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要保住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外企的力量（譬如通过外企的研发本土化）， 来加速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更新，从而实现工业的“中国梦”。 而在这方面，德国大中小企业无疑会在今后继续对中国做出贡献 – 前提是，它们将继续留在中国。
德国对中国的意义重大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在外交方面，16年来的德国对华政策，客观上也塑造了欧盟对华政策。尽管欧盟一直在强调努力在面对中国时发出一个声音，但默克尔总理并没有在这方面认真地做过努力，而欧盟委员会确实自己也硬不起来。这样，也就造成了今天欧盟客观上提供了给中国外交“有机可乘”的空隙，譬如在欧盟国家中有公开为习近平“唱赞歌”的匈牙利。同时，中共也能无视或者藐视欧盟机构，随意打击欧盟中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譬如说目前跟台湾建立贸易关系但同时也想继续跟中国保持正常关系的立陶宛。因遭到中国报复（被暗中从海关登记册中删除），立陶宛不得不呼吁欧盟委员会干涉。 按照习近平的心愿，欧盟这种四分五裂的、软弱的领导的状态应该持续下去，而此前提就是德国保持默克尔时代的“实用主义”外交风格。
“前科”记录
要了解习近平是否能如意实现其“德中关系”的设计，就得了解一下新一届德国政府的组成。众所周知，这届的新政府是交通灯“红绿黄”的组合。这里暂且不谈社会民主党。以绿党为例，它是中国官方最不喜欢的一个德国政党，因为绿党在人权问题上常常触及中共的神经。但FDP，即自由民主党，在中国也算是处在被挤压状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跟该党接近的瑙曼基金会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几年前在曾希望像其他德国具有政党色彩的基金会一样在中国建立一个分所，可是因为找不到一个为其“政治担保”的中国“娘家”，即合作单位， 于是只能在香港建立其分所。而“第二次回归”后，香港的政治氛围骤然巨变，使其不得不关闭了那里的业务。
在默克尔时代，这两个政党都是在野党，所以对政府政策尽管有影响，但相当有限。而现在，是它们施展“才华”的时候了。 而这些前期的历史记忆，本身就不能使它们对中共的形象从正面添分，同时也奠定了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对华政策的基础。
绿黄两党的许诺
绿党的领袖之一、目前新政府外交部长安纳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多次强调，她领导的外交部将遵循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华外交政策。 她也多次批评默克尔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甚至有自我审查之嫌。 换言之，在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她未来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将采取“对话和强硬态度”。 可以想象，贝尔博克当外交部长，将是美国拜登政府的一大惊喜，因为这样，美国的民主阵营又多了“坚定”的盟友。更重要的是，贝尔博克许诺在今后对华政策上，将努力使欧盟能发出一个声音。而她的努力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期待，欧盟在新的德国政府推动下，在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上，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至于在新政府中任财政部长、自民党领袖的林德纳 (Christian Lindner)同样也对前任政府的德国对华政策表示不满，说“如此照搬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在多位绿党和自民党成员担任部长的内阁里，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肯定不是少数。 这一点，中国官方已经预料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已经在不久前警告“德方个别政客”不要过分强调两国之间的分歧并上升到制度竞争层面。
新政府面对的挑战
当然，在这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面临的各种挑战。挑战之一，就是内阁本身内部的意见统一。 据德国“经济周刊”报导，奥拉夫·肖尔茨不久前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话，表示将延续默克尔务实路线，支持欧盟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但其执政伙伴绿党与自民党迄今为止并没有如此强调对华政策的一贯性。作为总理的肖尔茨这一步棋下得似乎有点过早，同时他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使内阁在对华政策达成共识，这将是对他领导艺术的一个考验。
挑战之二，是新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从未在联邦政府内任过职，而现在突然当上外交部长，是否有能力对付那些在外交场合老练的对手呢？ 好在习近平在外交方面并不是“老奸巨猾”，不像普京那种人物，没有高超的外交才能，确实很难对付。 当然，作为一个外交部长，自己的经验是一方面，而周围是否有确实谙熟中国政治的助手，是另一回事。她的周围的人，将是她成败的一半。
挑战之三，是德国在默克尔政府期间，政界与经济界或者实业界联系十分密切。从某种层度上甚至可以说，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被经济界“绑架”。 时至今日中国对德国实业界来说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新政府能否把握好这个关系？同时，能否按照自己的许诺，用四、五年时间将德国的经济特别是供应链多样化，即不要把一堆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实现一个稳定的供应链的调整？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德国作为欧洲的火车头之一能否真正推动欧盟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和共识。
总之， 欧洲的邻国以及整个世界对德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着很大的期待。而从今天开始，考验新政府领导智慧的时刻到了。可以想见，习近平对德国的“一切照旧”期待肯定是要落空的。但是，德国的对华政策到底能否全面超越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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