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譬如说，1989年的学生抗议，其实算是1949年后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后一波民主运动，相对于苏东的国家建设，中国一直致力于内部折腾式的不断革命，直到1979年后才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真正步入1950年代的苏联模式，才有类似于1950年代在苏东多次爆发的政治抗议。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们都意识不到这种政治发展的落后才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根源，反而美化着1980年代的苏式现代化模式。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落后的含义似乎只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只等于船不坚、炮不利，然后就是所谓挨打。而落后的反义词即现代化，其中并不包括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发展，这种政治落后与经济现代化的共存，终于在1989年的三十三年后，被形容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并且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文件上确立为正式表述。
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二十大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国就再次爆发了一场近乎革命的革命，提醒着我们，某种程度上，这种有关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政治的落后，或许正是残酷的动态清零得以维持三年并且以混乱告终的根源，仿佛1989年民主运动的重演。
更确切地说，中国过去三年发生的一切，以残酷的社会隔离进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闭政治下的历史重复。它的后果，几乎重复了1959到61年期间的三年饥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与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如出一辙。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国际社会关心和追问的中国政治之谜，也是中国今天的新毛主义政治的关键。
一年前，面对经济急剧滑坡以及各地爆发的反政府抗议，中国官方终于放弃了习近平亲自决定、“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动态清零”政策。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怎样开始向“群体免疫”迈出了步伐。
图像来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2022年12月7日午后，当许多市民正和往日一样排队做核酸之时，中国官方宣布了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除了没有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外，有关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不再查跨地区流动人员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规定也显示，中国告别了长期坚持的清零政策，开始通过放松防疫措施逐步将社会导向经由感染奥米克戎病毒实现“群体免疫”的道路。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11月11日，中国的”清零沙皇“、副总理孙春兰还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强调，中国日前出台的二十条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是放松、更不是“躺平”，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由于所谓的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部分内容与“动态清零”总方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地在防疫中“层层加码”的问题仍然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11月24日，在部分居民被封控已长达100多天的乌鲁木齐，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严格防疫措施导致被封在楼里的民众无法逃走、消防人员也长时间不能越过障碍救火。官方称，火灾造成包括儿童、老人在内的10人罹难。该事件最终成为各地爆发反清零、反封控、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很长时间以来，清零政策导致的层出不穷的防疫乱象已经引起民众广泛不满。对许多人来说，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隔离、歧视、封控以及一些防疫人员对权力的滥用。
乌鲁木齐大火在数十所大学和多个省市引发学生和民众的群聚抗议。反封控、反核酸、反清零成为其主要诉求。上海市民11月26日晚间涌入当地的乌鲁木齐中路，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各地的抗议活动中，许多人高举白纸，抗议中国政府打压言论自由。随着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滑坡，民生艰难、失业人口猛增、类似文革的场景重现，民众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最突出的事件是中共二十大前夕、2022年10月13日发生的北京市四通桥抗议行动。名叫彭立发的抗议者打出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
尽管对新冠的研究和海外抗疫的经验已经证明一年多来占主导的奥米克戎毒株致病力低，死亡率已低于流感，中国官方仍坚持在抗疫之初取得较好效果、习近平亲自决策的”动态清零“总方针，目的之一是想显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最高领导人决策的正确性。 为此，中国官方仍大力宣传奥米克戎的危害，将海外放松疫情管控称为”躺平“。由于缺乏真实信息，当有20多万员工的郑州富士康发生疫情后，上万工人为防感染以及不满隔离条件而逃出厂区返乡，令工厂生产面临巨大危机，iPhone减产。后来招入的员工又因待遇问题暴动，遭到当局镇压。
中国抗疫初期，身着白色连体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最美逆行者”。随着地方组织的落实封控的人员以及警察也穿上这样的防护服进行核酸检测、消杀、监控、转运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大白”成为这些人的代名词。有关“大白”使用暴力的负面报道和投诉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将他们称为“白卫兵”。新十条中有关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可以居家隔离，不再一律强制隔离，不得随意扩大高风险区，不得采取各种形式临时封控等条款受到民众普遍欢迎，反衬了”动态清零”的不得人心。
新十条公布后，一些网民到武汉医生李文亮的微博账号下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李文亮在中国疫情初期最早拉响警报、却遭到“训诫”，被称为疫情吹哨者。他染疫身亡后，民众自发悼念他，表达悲愤。微博用户在他的账号下写道，“凛冬已过，你看到了”，“医生，我们挺过来了，我们就要自由了”。
新十条一旦真正落实，图中北京某地的这一场景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新规公布后，旅游平台上的机票、火车票搜索量激增。许多民众期待能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由于奥米克戎传染性极高，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很快将出现感染潮。过去一年多来，中国的防疫主要放在“清零”上，疫苗接种停滞不前，现8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有40%的人接种了三针疫苗，因此，保护老年群体，“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迫在眉睫。这也是放弃清零政策后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尽管今年3月上海出现疫情时，就有专家主张“与病毒共存”，但高层仍然决定封城“清零”。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给民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也令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压力。近几个月各地不断封控加剧了外贸下行的趋势。德国工商会表示，因中国的封控政策等原因，超过三分之一德国在华企业计划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扩大生产，增加多样化。对于中国现出台放松防疫的新政策，德国经济界大多感到松了一口气。
为了替新冠政策转弯做铺垫，中国近日让专家出面宣传奥米克戎致病力低，目前无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等等，但部分民众仍对放松防疫的步伐是否一下子走得太大有所担忧。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批准西方疫苗供民众施打，同时强调国产疫苗也对防止重症和死亡具有很好的保护力。新政策公布后，中国很多民众从先前的囤食品转为囤药物，准备迎接感染潮的到来。有专家称，最终90%的人将感染奥米克戎，但达到群体免疫需要多长时间，尚无专家出面预测。不过，世界杯观众席上人们不戴口罩尽情欢呼的电视画面已经让中国民众看到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换言之，如果比较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三面红旗也就是大跃进的心态，与中国今天的领导人过去三年何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结束进行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政治决心，可以发现其中的机制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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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为什么要搞动态清零，固然存在道路依赖和对病毒的恐惧等诸多现实政治考量，但其核心关系到所谓制度竞争。历史上，1958年的大跃进之初，面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和对美国缓和政策的试探，毛泽东在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上马之后，在以赶英超美的目标打击国内仍然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政治力量的口号下，展开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由此导致中苏分裂，最终在1969年走向兵戎相见，并且开始转向与美媾和，开启了1971年以来至今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的缓和与融入进程。
而今天，从2012年算起，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权努力，一方面在于防范苏联崩溃的命运重演，防止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危机，另一方面，则在于与民主世界进行制度竞争，通过宣传和输出威权主义的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真正巩固中国国内的政权。这是中国从2013年以来不懈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宣传战狼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诋毁民主、宣传“四个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竞争当中总结出所谓“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坚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模式的失败
所以，就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防控疫情本身，成为与美欧进行制度竞争的战场。中国以逐渐完善和强化的动态清零政策，试图向中国人民展示一种不依赖西方式的先进疫苗和开放社会的弹性治理，而能通过土法炼钢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药、以及依赖暴力和宣传的官僚行政体系，进行严格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产业与物流管制，即长期坚持全国范围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模式，控制病毒的传播并且维持生产和经济，实现一种中央意志指挥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经济模式。
这是三年来，尽管新冠病毒毒株毒性已经大大减弱，而清零措施却变本加厉的原因。北京领导人所青睐的所谓新型举国体制，被用于展示针对病毒的制度竞争。几乎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投入集中营式的隔离方舱建设，而非用于医院设备的改善、医疗体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进和重点人群的关护。其结果，当然错失三年时间，在拒绝与病毒共存也是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同时，坐视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爆发，如同三年饥荒的重演。
以至于，即使到了清零政策被人民揭（举）竿（纸）而起、愤而推翻之后，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政府几乎完全放弃了救治责任，任由疫情在缺医少药的短缺状态下夺走人民的生命，另一方面，在三年来不断渲染欧美的疫情防控造成大量死亡、造成巨大混乱的反宣传之后，一些强力机关继续渲染新一波病毒的恐怖，继续诋毁美国处于“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的政治衰败之中。
不能不说，这种有关制度竞争的宣传战不仅主导了中国民众的新冠认知，甚至主导了实际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国际竞争主导国内政治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失败，如同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围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包括意识形态和军备领域的双重竞赛，最终耗竭了内部的一切潜力。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竞争的后果已经浮现：不仅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失败，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失败。
北京殡仪馆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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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凯波为中国政治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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