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疫情影响，似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直升机撒钱。作为一个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国老百姓也开始眼红：怎么我们的政府还不开动直升机撒钱模式啊？有人眼红也就有人代言，马上就有专家跑出来说：中国也应该给全体国民每人发一千元！这个主意不久又被修正了一下，因为每个人都发一千元，显然对最富裕的人群来讲，毫无激励可言，于是有人认为应该对一半比较穷的人口每人发两千元，而另外一半富裕的人就算了。

这样的专家很容易被认为是在抄袭欧美国家的政策，虽然抄作业并不可耻，但是抄作业还是需要看看前提条件的。

在疫情冲击下，保持社交隔离的政策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关闭，工人失业。丧失了收入来源，不能支付日常开支，这是欧美发达国家每个人能受到政府补贴的理论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同样受到冲击的中国老百姓也有理由得到政府补贴。但是政府本身并不能生产出东西来，补贴给老百姓的钱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自己通过劳动缴税去偿还的。现在的补贴并不是免费午餐，更加像一笔流动性贷款。当你眼下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帮你垫付一下，等疫情过后，在从税收中偿还。所以在美国这样的储蓄率很低的经济体内，平时老百姓拿到工资都基本十之八九都消费完了的情况下，突然的疫情冲击会产生大量的支付危机。这样的直升机撒钱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债务本已很高，这次疫情以后如何处理更加高的国债以便维护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一般来讲，中国老百姓习惯于把一半左右的收入拿来储蓄了。即便年轻人喜欢月光，但是中国的家庭结构远比美国人牢固，对中国父母来讲，一旦子女没有能力出现支付困难，伸出援手是理所应当。所以中国的家庭储蓄往往很容易在家族内部调剂，成为抵抗外部风险的良好机制。所以，即使中国在一季度出现-6.8%的前所未有的负增长，中国家庭并没有出现普遍的支付困难。这全得益于中国家庭的高储蓄。因此，我看不出中国有直升机撒钱的必要性。

现在疫情暂缓，中国需要重启经济增长，特别需要的是推动消费，从而激励企业复工复产。这时候，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政策，我觉得远好于简单的直升机撒钱。因为这个政策使得财政支出可以聚焦于激励消费。比如杭州的消费券，就是"满减"模式，一元钱的消费券会带动若乾元的总消费。

其次，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成本远低于传统的行政系统。因为给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必然要对发放资格进行论证，究竟穷人要穷到什么地步才有资格获得补贴呢？与其靠行政人员甄别，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不如直接用电子消费券的方式。因为这个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本身就是一次对穷人和富人的有效甄别。以杭州的电子消费券为例，在一个特定时间点，比如某一天的十点钟，发放若干亿元，这需要大家在这个时候去抢。那么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有激励去抢这样的优惠券，越是富裕的人群越没有这样的激励。就像有个段子说的：比尔盖茨不会弯腰去捡地上的100元美金现钞，因为他弯腰的那一秒钟时间成本远高于100美金。我就从来没有去抢过这类电子消费券，因为与其去抢这个消费券，不如老老实实码几个字投稿收入更加高。

实际上，欧美国家也并不是只有直升机撒钱一个值得参考的作业可以借鉴。德国在三月份贯彻隔离措施的时候，就有非常详细的针对不同人群给予不同补贴的成熟方案。那才是发达国家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对于企业，按照规模不同给与一次性的补贴；同时，由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发放免息贷款；对于下岗员工，财政给予正常情况下的六成工资。而这些完整的配套措施都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已经做好了预案的，才会在危机时刻从容不迫。除此以外，德国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此以前已经连续六年财政盈余，这一点倒和中国老百姓有点儿类似。所以说这次疫情虽然像是一道基本相同的考题，放在了全世界面前，不过各国上交的答案，未必只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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