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新晋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书磊在他发于人民日报学习二十大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一文中，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所谓“二为”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表述被敏感的外媒和一些自媒体认为李在此是要学毛，引蛇出洞，然后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理论家等一网打尽。
毛1956年为了活跃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首次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时隔一年，毛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时间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对中共“大鸣大放”，甚至将矛头指向毛。这是知识分子在毛统治时期一个非常短暂的小阳春。
1956年6月的毛泽东（图中是在北京会见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图像来源: imago 但也许毛感觉到这样下去有失控的风险，或者党内斗争的形势有了新变化，在当年6月改变了对“大鸣大放”的态度，发起了反右运动，那些在“大鸣大放”中给党和毛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被认定是借此发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劳改。此段历史被中共正统观点称为反右扩大化，但民间史学认为这是毛故意设的一个局，一个“阳谋”，借着提倡“双百”方针，给党提意见，要让各路牛鬼蛇神纷纷现身，好一网打尽这些反党势力。谓之“引蛇出洞”。
习近平无需发动“反右”
毛是否有“引蛇出洞”之意，留给史学家们去讨论。基于历史教训，人们将李的文章作此联想，也很正常。不过，尽管习在许多方面效仿毛，在思想路线上一定程度回归到了“左”的一边，然两者的时空环境毕竟截然不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中国，对这种极端的政治运动还是有一定免疫力的，习没有动力也无需再发动一场新时代的“反右”运动，即便他有此意，知识分子也不会天真地响应李的号召，给党提哪怕温和的意见。
中共新晋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书磊图像来源: Li He/ Xinhua News Agency/picture alliance 事实上，李这么表述，不过是出身于学者的李同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最高官员，重复中共的一贯说法而已。虽然他此时提出让人颇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超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历来的论述。李文的论说引述如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要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比起其前任，现为广东省委书记的黄坤明学习十九大的文章来，李的思想确实要解放和开明等多，后者根本没有涉及这快内容，反而充斥着时下流行的“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之类的政治语言。然而，亦要看到，“双百”方针的背后虽然有着一段不幸的历史，可自它提出后，也就成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正确的说法，无论哪个领导人，涉及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问题，都会提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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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过去十年，从公开报道看，至少三次说到这两个词，要求文艺界和学术理论界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大报告在关于文化建设的部分，也强调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李此文不过是对二十大这个精神的阐释。外媒和一些人将它和1957年毛的引蛇出洞作联想，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包括习在内，这两词从来没有在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话语里消失过。
2023年3月10日习近平第3次宣誓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0年前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对内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外推行强硬外交、宣传东升西降，联俄抗美。一起回顾习近平执政这10年为中国带来何种转变。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并且喊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党内整治运动。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成为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打破了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中国官方透露，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人数共计408万9000人。反腐运动除了打击腐败官员之外，也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此时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修宪案，取消了邓小平时期定下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后继续连任铺平了道路。 2021年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再度加深了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议》写道：“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时曾宣布，消除贫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标。 2021年2月，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世界银行对于“极度贫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中国的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约为每天1.7美元。经济学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好几亿贫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表示，仅管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尽管宣布脱贫成功，中国贫富差距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为了调节此现象，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该次会议强调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会议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规划，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励富人捐赠，让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此后，多家私企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京东创办人刘强东等人纷纷宣布退居幕后，避免惹祸上身。
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在习近平“房住不炒”的口号下，北京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畸形扩张。 2021年推出对房地产企业实施限制融资的“三条红线”，要求房企压缩负债，这导致以恒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开发商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使以往热络的房地产投资市场明显降温。 2021年7月，中国政府推出“双减”政策整顿教培行业：严禁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被视为宣告教培行业的“死刑”。教培领军企业新东方和好未来的股价，分别暴跌超过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汉悄悄扩散，当局在疫情初期试图隐瞒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并且质疑当局“没有人传人”的说法。他随后遭到上级约谈、被央视新闻报导成“传播谣言”，却在一个月后死于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两年多后，大部分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国防疫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中国一再出现大中城市全城被“静态管理”，动辄数千万居民处在被封锁的状态，经济发展也严重受到防疫政策影响，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
2016年，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书店股东及员工突然失踪，其中书店经营者李波事后证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舆论对于“内地执法人员跨境抓人”的不满。三年后，香港2019年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民众发起的示威游行遭到香港政府镇压。一年之后，中国人大2020年表决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批评政府的人士将有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多间香港新闻媒体遭到警方调查或主动宣布停止运作。习近平今年会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表示，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上，在批评者眼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针如今只剩下口号。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称，须以严厉手段打击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习近平2014年访问新疆就曾说过：“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先发制敌，露头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规模设立“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德国独立学者郑国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这一现象，后来国际媒体的报导逐渐揭示有关营内强制劳动、虐待、洗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否认新疆再教育营存在，称这些机构为杜绝极端主义、为维吾尔人提供就业技能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布了报告，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并提到中国可能犯下反人类罪。
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倡议并主导被称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带，其范围涵盖了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也是习近平所提出的“大国外交”的一部分 ── 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与开发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拥抱更美好的未来”，至2021年为止，已对163个国家总计投资8430亿美元。但近年来此倡议却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例如斯里兰卡和黑山便因为积欠中国高额贷款，而陷入债务危机。中国政府慷慨援助外国、免去穷国债务，则被一些人戏称为“大撒币”。此外，输出中国工人到海外大量兴建基础建设，也引起生态和人权等相关争议。
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大规模关税，其理由是中国窃取美国智慧财产权。接下来几个月，美国和中国互相对从对方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当时曾称，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但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如有必要中国会“反击”。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除了承诺将在未来两年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外，也承诺将进行一系列实质性改革。美国方面则除了少部份关税有所降低，大部份维持不变。拜登上任后继续延长对华加征关税。今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法案》策进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9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芯片公司英伟达和AMD出口高阶AI芯片至中国。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审查其他有关中国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解放军还宣布，往后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
2019年，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乌俄战争以来，中国至今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而直指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如今各国对俄罗斯实施抵制，中国反而渔翁得利，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低价石油。在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京，期间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北约东扩，还称“两国友谊没有界限，没有合作的‘禁区’。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度迈出国门，飞往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当然也和普京会了面。
中国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以来，印度便对中国长期有着不信任感。但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印将 2014年定为“中印友好交流年”并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接下来连续数年，习近平每年都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至少一次会面。 不过，2020年中印两国部队数度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后续在两国官员进行数轮会谈之后，事件才逐渐平息。期间，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民众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印度全国贸易商总会呼吁全国抵制中国货。近两年，中印双方关系仍因边界纠纷而处于谷底。尽管习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组织峰会，但双方并未如外界预期一般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
默克尔任德国总理期间，德中经济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默克尔卸任德国总理前，中国官媒称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互动也非常热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之间大幅提升铁路货运量；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投资基础建设工程、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此种友好局面近年逐渐产生变化，2019年欧盟宣布将中国称为“制度性竞争对手”。 2020年，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但由于中国的人权争议而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 2021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中之间存在根本分歧，无论是在经济制度与应对全球化上，民主与人权上，还是在与第三国打交道上。”该文件也强调，习近平“转向独裁”引发欧盟严重关切。欧盟在今年中欧峰会之际对中国喊话：“希望中国即使不支持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也至少别对其加以破坏。”不过，习近平仍高调展现和普京的友好关系。
2015年，菲律宾向中驻菲使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北京停止在距离菲律宾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陆活动。华盛顿智库公布的图像显示了中国自2014年以来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进展，其中包含建设可供轰炸机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岛等。接下来几年，中方继续进行扩建工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2017年底刊文称“南海岛礁的面貌焕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又兴建了飞机库，地下仓库，导弹发射井和雷达等设施。 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表示，中国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岛礁已完全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然而，2015年习近平与前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谈时曾称，中国在南沙群岛工程，“不是以他国为目标或给他国造成影响的活动”，中国“没有追求军事化的意图”。如今中国官方宣布完成南海岛礁军事化，与过去习近平之言背道而驰。
与过去几十年素来温和的中国外交官们相比，自从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间的作风渐渐转为强硬的“战狼式外交”。 “战狼”一词来源于2015年中国的一部同名电影，剧中一些台词如“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功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报导称，有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曾指示，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外交官们必须立场强硬地展现“斗争精神”。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借战狼姿态维护国家尊严，不如说是想表演给国民看，展示中国不好欺负的形象。政治评论员邓聿文指出，以前中国总被骂软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们的“战狼外交”深受民众欢迎。国家的外交迎合国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膨胀，却在国际间引起其他国家反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0年公布的研究显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开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词，内容广泛，包括中国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当中192组敏感词涉及中央领导层，其中87%与习近平有关，包括“习近平到武汉”、“习近平+疫情蔓延”等。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人在疫情初期强调“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一方面是为了减低公众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领导人尴尬，维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纽约时报》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政府正透过手机和监控取得公民个资以稳固政权。中国也连续数年蝉联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国家，全球近10亿个监控摄像头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些监控网和自2014年以来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以规范公共行为、惩罚“失信者”。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表示要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尽管看似布下了涵盖各个角落的安全网，社会事件仍时有所闻，今年发生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这也暴露了社会弊端不是仅靠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就能根治的。
放松严控舆论？
那对李书磊来说，他现在重提“双百”方针，倡言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是不是含有其他用意，而非仅仅因为它代表中共意识形态一贯的正确表述？或许。若有其用意，以李的学术背景和曾经开明的形象，应该是他认识到在习的一言堂以及只准一种声音不能有“杂音”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界表面上看似一片繁荣，主旋律高亢，实则万马齐喑，一片荒芜，原创思想和理论以及有品质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异常匮乏，阿谀奉承之作的滥竽充数，根本同泱泱五千年文明不匹配，也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吻合，是中共一块严重的短板。李不希望自己主管意识形态期间，中国的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充斥着假大空，除了只知歌颂和阐述领袖的思想外没有一点独立的创见，从而被后人戳脊梁骨骂。
他可能还是想有番作为，改变他的前任对文化的践害。而对习来讲，即使出于历史上帝王有的虚荣心，在需要溜须拍马之徒的同时，也想有一些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大家和作品。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比较弱，他一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但现实是中国还没有为崛起构建起有说服力的令国际社会接受认可的中国的学派和理论，习无疑想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再让其亲信黄坤明继续做中宣部长，而要形象相对不错的李书磊主管意识形态的原因。假使如此，重提“双百”方针可能是个调整信号，李接下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作为的空间比黄要大，目前对舆论的严控或许会有某种程度的放松。
但即便如此，李能够迈出多大步伐依然不乐观。因为他在这篇阐释二十大文化建设的文章中同样强调不能挑战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或许不是其本意，可作为习核心执政团队的一员，他无法从根本上违背老板的旨意。习挑选他做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只是要他为自己的统治做一个更精巧的化妆，而非为各种“异端邪说”敞开大门。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带有独尊性，排斥异己，除非把它的指导地位虚化，但在习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前提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思想理论学术艺术势必内容苍白，形式单一，因为两者有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水火不容。
可以想见李做中宣部长的难处，大概习给他的任务是划个圈，以不得攻击中共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为界限，在此界限内，允许一定的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探索，思想、观点和表现形式可允许某种程度的偏离主旋律，但出了这个圈是决不允许的。当然，中共接下来的意识形态到底会更左，还是往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不久或许能见分晓。
中国人大会议预计将采纳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修宪建议，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如此，习近平在2023年将可连任国家主席，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
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g Han Guan习近平（左）1953年生于北京，父亲习仲勋（右）是中共元老之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本图摄于1958年。
1968年，习近平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到农村插队，落户在陕北延安。1975年，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就读。
1979年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成为国防部长耿飚秘书团队的一员。198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任书记。1985年到2002年间，习近平先后任厦门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年调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委书记。
2007年陈良宇落马后，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图为2007年6月习近平出席上海特奥会的倒计时活动。此时的习近平，已为进入中央权力领导核心做好了准备。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是著名歌唱演员，两人有一个女儿。
2007年习近平、李克强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下一届领导核心。2012年秋的18大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理想目标，逐渐成为中国官方政策和媒体宣传的一面旗帜。在中国部分民众为这一远景所鼓舞的同时，西方世界却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影响力的增加感到担忧。
习近平向来强调军队的重要性和对党的忠诚。2017年7月30日，为纪念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在内蒙古朱日和基地主持阅兵。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从国际事务中抽身的政策之际，中国则愈发频繁地以积极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大力整治腐败的同时，压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
2017年10月中共19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个自信”、“中国梦”被写入党章。普遍认为，习近平巩固了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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