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17日，由数百位来自30个国家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聚集来自几个民主国家的几十名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

这次会议反映了IPAC在创立时的初衷，也就是努力改革民主国家的对华方针。该组织成立于2020年，一直被中国官媒批评为“反华”组织，且其若干成员近年来受到中国政府制裁。

然而，IPAC坚称其旨在为跨国议会建立框架，希望藉此迫使全球对中国的相关讨论发生变化。IPAC的执行董事裴伦德（Luke de Pulford）在接受DW访问时表示：“我们寻求利用国会议员可用的工具来提高意识，提出政策建议，并改变相关的辩论。IPAC已经为一些经济上与中国接触较多的国家的国会议员，创造了发言的条件。”

部分专家认为，在各国考虑应对中国政府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时，IPAC有助于改善立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告诉DW：“在面对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时，这种交流有助于改善信息环境，相互协调也可以进一步维护民主国家的利益。即使中国的行为不是特别强硬，民主国家之间能够更好地协调，甚至可能就一些事情与中国进行集体谈判，都可以更好地发挥民主国家的影响力。IPAC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其他分析人士认为，IPAC的存在是为了向民主国家传递信息，也就是它们有必要协调，找到方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助理教授、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冯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告诉DW：“IPAC的关注点非常全面，包括中国对民主、人权、国家安全、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威胁。IPAC的存在也是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有一个平台可以将各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聚集在一起，而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提高对中国所带来风险的认知。”

IPAC能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

庄嘉颖强调，在认清IPAC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外界也不该夸大IPAC的能力。他告诉DW：“各国的立法机构主要的功能是审查和扩大监督，而不是发起行动。立法机构往往比较难做出明显的政策突破。换言之，由于IPAC是一个与立法机构打交道的组织，它在本质上会扮演一个更被动的角色。”

冯儒莎则认为，议会外交一直是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的有效方法。她说：“北京一直很在意被公开批评，而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欧洲议会一直是推动各欧洲机构朝著更愿意公开批评中国的方向发展的实体。从部分欧洲议会议员参与IPAC的现象来看，这意味著议会外交会是一个关键平台。”

冯儒莎也补充道，由于国会议员没有能力创建具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所以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应更专注在建立合作平台。她告诉DW：“这确实有助于民主国家内部反思与中国的关系。”

IPAC对中立场会过于鹰派吗？

IPAC被中国国家媒体定性为“反华”势力，但该组织的执行董事裴伦德却坚持认为IPAC对北京的批评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是针对中国人民或中国这个国家。他对DW说：“如果说拒绝接受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和国际规则的腐败，就代表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的话，那么到十年后，北京将把所有人都变成鹰派。”

庄嘉颖说，IPAC中一些更有话语权的成员，在国际社会上提出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重要人权问题。IPAC在英国议会的成员上週发起一项倡议行动，反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吐尼亚孜访问英国。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后来宣布吐尼亚孜取消出访英国的计画，此举被IPAC视为一大胜利。

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冯儒莎告诉DW，在欧盟内部，部分成员国与议员仍对IPAC在中国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持保留态度。她告诉DW：“欧盟内部包含各种观点和想法，而当欧盟在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威胁方面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时，欧盟和很多成员国并不完全放心接受IPAC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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