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这部具有煽动性的著作《我的奋斗》的合订本曾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新婚夫妇和政府官员。带有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版本尤其受到世界各地收藏爱好者的欢迎。为此，收藏者甚至花费数万欧元。

阿拉伯语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可追溯到1950年。在该版本的底页出现多个纳粹标志。

1939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封面上写着：“每个法国人必读此书。”这句类似推荐或警句的话语出自路易·赫伯特·利奥泰（Marschall Hubert Lyautey）。他曾在一战中任法国陆军元帅，也是一名殖民军人。希特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赫伯特·利奥泰去世。图片右侧是《我的奋斗》的又一版本。

希特勒一直企图征服大不列颠，但最终他的计划破产。英国人是如此憎恶这位德国独裁者，以至于战争结束后，在当地出版该书并没受到任何阻碍。图片上是《我的奋斗》一书的宣传广告，称这是当代世界引发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并推出精装版。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拥有众多战争纪念品收藏家。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在美国的需求量也很大。拍卖会的起拍价大部分在3.5万美元左右。

在喀布尔街头，人们可以公开购买到合法销售的《我的奋斗》及相关海报。

《我的奋斗》塞尔维亚语译本曾出现在2013年萨拉热窝（Sarajevo ）举行的国际书展上——尽管该版本是评论版《我的奋斗》。

如果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 Tirana）散步，人们便可以在街头的橱窗里看到“希特勒的身影”。在地拉那的一些书店里，《我的奋斗》一书被“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

珀姆泽十分靠近权力中心。作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秘书的她，却声称自己的角色并不重要。她说，战后她才知晓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事情。1942年至1945年珀姆泽效力于戈培尔，直到在宣传部的地窖里被苏联红军逮捕，1950年获释。后来珀姆泽在西南德意志电台以及德广联慕尼黑分部做秘书工作，直到1971年退休。

她的故事曾两度搬上银幕。特劳德·荣格（Traudl Junge）以希特勒最后时日为主题的回忆录先被制作成了纪录片，2004年又被改编成故事片《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荣格22岁那年（1942年），希特勒亲自选中她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从此荣格成为希特勒四大秘书之一。她曾声称对纳粹的罪行并不知情，后来她对自己在纳粹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也渐渐产生了批评态度。

罗胡斯·米施（Rochus Misch）是希特勒的保镖，一直跟随元首直到最后柏林攻陷、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他是党卫军成员，从1940年开始成为希特勒卫队的成员，后来又担任元首的电话接线员。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亲眼目睹自杀后希特勒夫妇尸体的人。后来，他曾说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而已。

埃里希·科姆普卡（Erich Kempka）很早便表现出对纳粹运动的支持，1930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年加入党卫军SS。两年后，科姆普卡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司机，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13年，直到1945年4月30日，那天，他协助焚烧了希特勒夫妇自杀后的尸体。对于这段服务于希特勒的历史，科姆普卡从未试图进行掩饰。1945年被美国士兵抓获后经历了长年关押，后撰写了题为“希特勒的最后时日”的回忆录。该书在他1975年死后受到新纳粹的推崇。

摩尔博士于1933年纳粹上台之年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6年在摄影师霍夫曼的力荐下成为希特勒的医生。此后他一直跟随希特勒，直到柏林战役的最后阶段，被希特勒强令撤离。每一天，他都会给希特勒送上药片药丸以及注射针剂，希特勒对摩尔博士更是无条件的服从。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摩尔博士有着犹太血统。曾在一次大战期间自愿上前线的摩尔博士，于1945年5月18日被捕。美军审问时说，为什么不刺杀希特勒？摩尔回答：“他是我的病人呀。”摩尔没有被定罪，于1948年5月在巴伐利亚去世，终年62岁。

霍夫曼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纳粹，早在1920年便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不久即1921年，霍夫曼成为纳粹党主要干部以及希特勒的专职摄影师。在这个位置上，霍夫曼为扩大对纳粹的宣传以及树立希特勒的形象，可谓“功不可没”。战后霍夫曼被判处4年监禁 ，1957年去世，终年72岁。生前霍夫曼从未对自己效力希特勒政权表现出悔悟。

“灯塔”这样的画作超越了纳粹所能欣赏的艺术范畴。这是表现派画家泽豪斯（Paul Adolf Seehaus）1913年的作品。纳粹称这种现代艺术为“堕落的艺术”和“艺术的异种”。音乐家和作家们的遭遇类似：爵士、摇摆乐手以及像亨德密特这样具有现代风格的古典乐大师也遭到迫害。1936年现代艺术禁令出台。

在这些艺术消失前，它们被以“被折磨的画布，精神的衰退，病态的无能”的口号公之于众。这是“堕落艺术”巡回展传单上的标语。该巡回展1937年7月19日在慕尼黑开幕，显示了650副被没收的艺术作品。图中的希特勒和戈培尔正在嘲笑这些“胡乱的涂鸦”。

这位第三帝国宣传部长一次又一次地参观该展览，并将其展示给他的朋友。事实上，这次展览取得巨大成功，观展人数是同时期符合纳粹审美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的5倍。不过纳粹们也“重视未成年人保护”：青少年禁止参观“堕落的艺术”。

在取得“巨大成功”后，“堕落的艺术”并没有被销毁。纳粹们知道可以凭这些画赚不少钱，他们通过授权的艺术经销商在海外销售了很多画。不过很多犹太人的私家收藏被藏匿了。比如图中弗兰肯的这所教堂，就在二战结束后被盟军发现大量藏匿的画作。

在德国各地，士兵们都在秘密地点发现了各个时期、无价的被掠夺艺术作品。其中很多在战后流落海外，并在那里经多次转手：画廊老板、收藏家等等。而对于这些作品，现在确定准确的出处变得非常难。每当来历不明的艺术品浮出水面时，整个艺术界都睁大眼睛。

各种艺术展都反复纪念那些被放逐的艺术。例如德国雕塑家鲁道夫·贝岭（ Rudolf Belling）的“铜头”（1925年）就出现在居斯特罗小镇的艺术展览上。该展览囊括了600件商人博默收集的“堕落的艺术”，博默当年被纳粹授权从德国博物馆向国外销售这些作品以获取外汇。

德国画家贝克曼（Max Beckmann）的“取下十字架”（1917年）现在挂在法兰克福的施泰德美术馆中。这是1919年时任馆长买下的第一幅贝克曼的画作。1937年，该画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展出，而后被销至美国。它2011年被借回德国，参加了名为“贝克曼和美国”的展览。

德国海关缉私人员在古利特的家中发现了1460幅艺术作品。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古利特手中的贝克曼的“驯狮”就曾出现在科隆拍卖会上。这幅画作很可能来自犹太艺术经销商弗莱希海姆（ Alfred Flechtheim），他在逃离德国时不得不留下其所有艺术收藏。他的继承人们现在要求对该画作的所有权。

很多情况下，继承人们都要求重获被掠夺艺术的所有权。然而司法界定有时候比较模糊。譬如为了毕加索的“索勒夫人”肖像，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家族已经和巴伐利亚州吵了很多年，目前也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此次在古利特慕尼黑家中发现的艺术珍宝在被媒体曝光后引起轰动，然而兴奋过后、经过专家们的研究鉴定，究竟哪些作品是被掠夺的作品现在仍然不明朗。很多似乎是老古利特通过合法途径收购的。而艺术爱好者们则希望这些艺术瑰宝能尽快与公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