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记者问：热钱流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外汇储备6月底已经达到惊人的18088亿美元。据中国的专家分析，从2005年以来，热钱流入超过了3000亿美元。对此，朱杏清先生说："热钱的概念比较宽泛。所以也有说远远不止这个数，超过了5000亿美元的。"

不管数字多少，朱先生认为，热钱流入的原因自然是为了获利，赢利性的、投机性的。从人民币的汇率看，自从官方松动了人民币跟美元的关系后，至今两年时间里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近20％。如果是松动那时候进入中国的美元，那么到现在就已经升值了20％，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吸引力当然是相当强的。

再就是，"在过去两、三年里面，中国的股市和楼市都疯狂上涨。"楼市在有些城市一年里涨百分之三、四十的都有。股市在去年一年里涨得非常快。"投资能获得这么大的收益，再加上汇率上的收益，对外资是非常大的吸引力。两大好处相加，钱自然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

今年中国楼市、股市又不景气了，热钱流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之所以降下来，朱杏清认为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效。这种大规模的下降，也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外资看到中国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于是他们就提前地把资金从那里抽出来。热钱数量如此之大，所以它一旦进去，就会把市场使劲往上托，一旦撤出，同样会让市场以几倍的速度和规模下沉。热钱的进去和出来都有放大效应。"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这两个市场长期地、无限制地、失控地上涨。"而国际资本有强大的信息来源和分析机制，所以往往会采取先导性的行动。

他说，有一种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有不少的资金要撤回到美国去。"这部分钱当然是短期地，暂时性地离开了中国市场。""但是我相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看。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也许用存款的形式，或者债券的形式。他们在等待新的时机。"这两天，可能股市又上涨，热钱也许在这里面又起到了一种作用。

在金融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的情况下，热钱似乎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短期操作的特点。这就尤其是导致了股市的经常性整体浮动。但总体上，朱可清认为，带是观望者居多，"在正式大量进入之前，他们必然要看准形势。"比如说，现在有此专家认为，中国政府不会看着楼市的继续大跌，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热钱大户们"一定也会不断分析、估量着形势，再作取舍。"

热钱最近发生流出现象，外资的部分撤出中国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6月外贸顺差214亿美元，FDI（外商直接投资）96亿美元，外储增量中"不能被解释的部分"出现191亿美元的净流出，创历年最高。德国之声记者因此设问：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原因，是部分美国资金要撤回美国去，以应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朱杏清指出，中国的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劳工条例的出台，二是经营环境标准的提高。东南亚、香港、台湾的企业很多基本上靠的是密集型的劳动力的，资源消耗型的、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已经和正在撤出中国，"这个趋势，我感觉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他认为，从中国官方的表态看，中国"并不希望劳动密集型的、消耗大量能源的、对环境破坏大的产业继续存在在中国"，"在初期没有办法，现在则要竭力避免许多副作用。"所以中国也不太在乎这类企业的撤出。"现在中国的环境负担已经到了警戒线，在珠三角地区许多企业已经找不到工人了，许多劳动力流到了长三角去，那里对资源消耗型的、环境破坏型的企业管理得相对严一些。还有个因素是，中国废除农业税，使农村的生存条件比以前好了，使原来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工作条件相当差的企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因素造成不少外资企业撤出，这是事实。这自然也会带走一部分"热钱"。

发改委作出决定要严格控制热钱。热钱多有什么坏处呢？

朱杏清认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恶梦"，警钟。象泰国等都是在经济最蓬勃发展，热钱大量流入的时候忽然遭遇了急剧下沉。热钱的流入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这尤其体现在楼市和股市上，但是它如果一旦撤出，就会造成"恶梦"。比如中国股市，在一年时间里差不多翻了一倍，然后在半年时间里从6000点跌到不到3000点。"这个大幅度波动对一个还处在发展初期的股市来说，极为不利。"热钱后面的国际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上的感觉比一般的散户要灵敏得多，但它量大，放大效应也大，它的一进一出，也许就是电脑上按几个键的简单动作，成亿的资金就从老百姓手里转到了他们手里。这就不仅是经济上影响了，也有巨大的社会影响。

另外，对国家宏观经济来说，热钱的"不可控制，不可预测，来去自如，神出鬼没"，对宏观经济带来的不可知的破坏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再就是通货膨胀。这次的通货膨胀是资源性的。热钱从股市、楼市撤出来，一定会通过他们强大的分析研究力量寻找一个新的获利场所，投资对象，他们一定早就有所分析，这就是资源性的方向。包括现在价位不断上升的商品，象粮食，农产品，石油等，这些价格的上涨可能跟这些热钱的转向流入有一定关系。有些价格的戏剧性上升，我相信跟热钱的东窜西窜是有关系的。这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也是不利的。

今年中国贸易顺差下落，有专家说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已基本到位，是这样吗？

现在可以看出来，升幅在下降，"但是是不是说明现在已经到位，还很难讲。因为它还有惯性在里面。"有些因素是非人民币的，不是说你不升就可以不升了，比如"美元它本身在落，不仅是对人民币，对欧元等同样如此。"朱杏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不是一、两剂药可以止住的。即使有所好转，也有一个惯性的下跌过程，"也就是说，美元总体上还是弱的，尽管它的政府一再强调强美元符合它的利益。但它的趋势恐怕暂时扭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人民币已经到位了。"

他认为，人民币现在"很难"，一方面对美元还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购买力方面却在不断下降。国内"百物的价格都在腾飞。"一升一降，使人民币处于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阶段里，而有些因素是中国政府无法控制的。

人民币是否有自由兑换的前景？

朱杏清认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对中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经济上的选择，而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当然，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已经有所放开，在贸易上有所放开，但整体上的，实施自由兑换，"大概在可见的几年里是不会做的。"因为，他认为，"那样会明显削弱政府在宏观上对经济实行控制的能力。"泰国的经济当年受到那么大的打击，跟泰铢的自由兑换也有关。近年来历次经济波动对中国之所以没有太大影响，也是因为中国保持了对币值的控制能力。中国政府一定担心，一旦放弃这个工具，会带来政治、经济、国际战略方面的综合影响，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决策。

德国之声：顺便问一下，作为原"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从"世界经济导报"这份在中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八十年代末被关闭到现在，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媒体与报导这些年的发展？

朱杏清：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经济报导方面的禁区相对比较少了，确实放松了一点。这也反映了实体经济本身在发生变化，报导是反映实体的。还有现在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当年的经济媒体也比现在少。现在的报导比当年更专业，更深入。但是回过头来讲，当时"世界经济导报"存在的时候，把经济放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来看，并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统帅的、有着长期传统的国家里，就经济谈经济往往谈不清楚。经济决策往往是政治决策的结果，甚至一部分。当时我们办报时是把政治、外交战略和经济连在一起考虑的。

我不认为现在的报纸能有我们当年的那种开阔。它可以在经济问题上谈得更专业，但是谈论的范围不如我们当年那么广泛和具有宏观意识。这个宏观不是经济宏观，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在一起的。当然文化在现在的经济报导当中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我觉得他们经过20年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他们不能谈的，他们已经自己划定了一些界限。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在经济报刊上提。当然在其它报刊上也不会提。我们当年曾经讨论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球籍问题等，这些都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了。

中国不象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发达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就经济谈经济完全可以。但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的，经济决策都不是经济本身所能左右的，是政治家作出的决策。在中国不能结合政治谈经济，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的报纸在篇幅、报导强度方面都是当年不能比的，好几份报纸都有三、四十页，杂志也办得越来越精美，漂亮，更专业。但是在更宏观的问题上基本上不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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