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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遇到台湾:文化艺术篇

邱璧辉 发自台北
2019年11月9日

每当贝多芬的《致爱丽斯》在台湾街头响起,许多人便纷纷起身;东德人发明的交通号志“小绿人”,后来在台湾得以发扬光大。台湾和德国的联结处处可见。

Flash-Galerie Beethoven als Kitschfigur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已经是台湾的日常;每当贝多芬的名曲《致爱丽斯》响起,许多人便立刻起身,拿着垃圾出门,到集合处将垃圾交给垃圾车服务人员。因为台湾的垃圾车普遍使用这首音乐作为主题曲,预告垃圾车的到达。其实,台湾人对德国古典音乐一点也不陌生。在台湾,汽车业界有所谓的"双B":奔驰(Benz)和宝马(BMW)。古典音乐界也有所谓的"3B",也就是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

德国古典音乐

台湾人喜欢德国古典音乐,许多人组团去德国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贝多芬音乐节"等等。台北爱乐广播电台每个周末连续2小时播放"德国之声"的古典音乐节目。而台湾的中小学也经常教授舒伯特的"鳟鱼"、 莫扎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欢乐颂"等简易版名曲。

长笛演奏家刘士诚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称,越来越多台湾人到德国学音乐,因为德国的音乐实力坚强。而且大家渐渐发现,到德国学音乐相对便宜。刘士诚去德国学音乐的主要动机是:"在音乐表现上法国比较注重氛围,德国比较注重结构。而从音色的角度,在演奏德国音乐,音色厚实的核心品质,就是很重要的基本功。"

刘士诚进一步表示,德国各地的艺术院校也各有特色。比如他的母校柏林艺大,汇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青年人才,并且有丰富的音乐文化活动,因此首都以及一线城市的音乐院同时也是高端精致艺术的代言者。

德国哲学

哲学对历史的演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巨大。但无论古今中外哲学在许多当下都不是显学。老一辈的人常常说,哲学又不能当饭吃。但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宋灏(Mathias Obert)认为,所有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都需要哲学,因为哲学面向原则和概念,展开各种可能、创造距离、提出批判,这些都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开放社会需要的元素。他很高兴的告诉德国之声记者,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对哲学感兴趣。而台湾社会和政治在讨论不同议题时,哲学思考也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

德国哲学研究在台湾的哲学界是仅次于英美哲学的第二大族群,重要性远大于法国或意大利的哲学。宋灏指出,英美哲学和法国哲学在解释某个哲学概念或某个想法时,往往直接使用该拉丁字,显得既传统又保守。相对的,因为德语非属拉丁语系,所以德国哲学家在解释或教授哲学之前,必须先做翻译的工作;黑格尔和康德都非常努力的在德语中寻找妥适切合的文字来表达某个哲学概念或定义。因此宋灏认为:"台湾哲学家在引进西方哲学的时候,受到许多德国哲学的启发;因为他们也像德国哲学家一样,必须做翻译的工作,将外文翻译成中文,而德国正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

这些哲学家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思考、判断、阐述和研究。宋灏赞美这样的训练,丰富了台湾社会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包容、多元而且活泼。他称,台湾在过去30年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显得相对从容和自在;台湾的自我认同可以是开放的、变动的、很多可能性的。而不是"非我即他",相互对立的状况。

德国文学

德国文学在台湾拥有不少的读者,许多作品被翻译成繁体中文。从早期的歌德、席勒、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到二战后德国作家团体组织"四七社"的一些成员,更或者是目前正活跃于文坛的德国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台湾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又比如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齐格飞·蓝茨的《德国时间》、保罗·策兰的诗《死亡赋格》,或其他德语作家如卡夫卡,特别是他的著作《变形记》,在台湾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1990德国统一后比较著名的作家:比如莫妮卡·马龙的《忧伤动物》、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等等。施林克的书后来被翻拍成电影,台湾将片名翻译成《为爱朗读》,在台湾上映时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讨论。同样的,丹尼尔.凯曼的《丈量世界》也有中文翻译,后来也被翻拍成电影。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系主任刘惠安告诉德国之声,特别是翻拍成为电影的德国文学,在台湾受到更多的瞩目。

德国是2019年台北书展的主题馆,12位德国作家亲自来台出席,其中包括费迪南·冯·席拉赫和《穷得有品味》的作者亚历山大.封.笙堡。

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剧作如《夜半鼓声》、《勇气妈妈》等就经常在台湾上演。

德国童话,特别是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小红帽、青蛙王子等故事,在台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对自己的小孩朗读这些经典童话。

德国电影 

从2008年起,德国电影才比较有系列的被介绍到台湾。但早在1980到1990年代,许多台湾新浪潮电影(或称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导演和制片就从德国电影得到启发。维姆·文德斯、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和沃纳·赫尔佐格这些德国导演的名字,对许多台湾人而言一点也不陌生。而文德斯的电影《柏林苍穹》,台湾翻译成《柏林的天空》,对1987才解严的台湾有重要的意义,一上映就获得巨大的回响和讨论。后来一些含政治议题的德国电影如《帝国的毁灭》、《窃听风暴》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台湾都引起许多共鸣。以写作、翻译和研究德国电影为业的创作人彤雅立对德国之声说:在台湾,德国电影比起好莱坞的电影受到比较少的关注,但德国电影的影迷人数明显的增加。

彤雅立指出,德国电影和台湾电影的差别在于,德国电影处理更多的政治和历史议题;虽然两国电影题材和内容不同,但在电影的形式和风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柏林标志性的小绿人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R. Jensen

创意接龙

台湾和德国之间还有其他连接,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上的小绿人。小绿人原先是东德人卡尔·佩格劳1961年发明的,当初的小绿人(可以通行)和小红人(禁止通行)是头戴扁圆帽。1998年台湾人将小绿人加以进化,成为有倒数计时和动态行走画面的红绿灯!这项创意不仅让各国人士惊艳,也让许多台湾人为此自豪。

大部分台湾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大陆;美国人几十年来提供台湾安全、军事、甚至是经济上的保障;日本人则曾经统治台湾50年。相形之下,德国对台湾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但在无行之中,在许多细节里,德国文化其实正逐渐的、隐匿的、温柔的浸润台湾。从双B汽车到音乐界的3B,从格林童话到小绿人,在台湾处处可看到德国人的足迹,德国政经制度和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台德相距虽远,情感上却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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