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贝尔部长(Dirk Niebel)，您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德国与中国可以在对非援助方面展开合作。但是，一方面德国更注重价值观，而另一方面，中国却侧重于经济利益。这样的合作该怎么实现呢？

中国走在自己的成功发展道路上，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援助大国。自然，中国的发展援助模式和德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这种模式也能被人接受。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和巴西、智利、南非、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一道也展开类似的三边合作项目，就可以相互学习，能够更好了解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在这个领域内展示多年的经验，并同时利用新兴援助伙伴国自己的发展经验。这两者的经验结合起来，就有助于后进国家得到自我发展的更好机会。

可是，“两者经验结合起来”并非是1+1=2这般简单呀！比如，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在过去多年间饱受批评；中国的投资者被指责忽视当地的人权状况。

您说的是对的。我想，中国自身也有意愿，让这些批评今后不再站得住脚。德国发展援助走的是另一种模式，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而德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我们的伙伴国一样也有自己的利益。德国正尝试将我们的价值观传播给援助伙伴国，使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尽可能广泛的传播。
中国现在则将价值观导向的发展援助视作干涉他国内政。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是由商务部负责的，所以它的模式和德国完全不同。而这恰恰更值得尝试合作、开展项目，德国和中国能够就合作项目达成一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同中国展开交流，让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更为贴近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准则，即其他传统援助国的价值准则。

您是否也认为，在德中携手援助非洲的过程中，德国带给受援国的政府治理经验，也会为中国自己的政策带来帮助？

双方能够互相学习的东西很多。我可以举个例子。加纳的政府非常注重发展，我们德国的援助方，则是一家私营单位，典型的政企合作。加纳许多商业开发的油气资源的资金透明运作，为当地人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让资金流到错误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加纳北部修建一条跨国铁路线。中国的目的之一当然是为了运走当地的资源，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投资额约达60亿美元。而我作为德国联邦发展援助部长，手里的预算总共只有60亿欧元，还得用于全球的受援国。 我没有必要去加入这样的竞争。

目前的现状是，受援国需要改善执政时，就会来找德国；需要建设大型基础设施时，就去找中国。如果德中两国能够把各自特长结合起来，就能够相互学习，而受援国也能够尽早脱离外部援助，实现自主发展。

德国在这里也藏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么？

当然，德国在这里也有经济利益，但这不在显著位置。我们的重点是，全球范围内抗贫。而我们的扶贫事业，也倾向于在之后能够和受援方开展经济合作。我们部门在50多年前成立的时候，全称就是“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几十年来，正式名称从未叫做“发展援助部”。因为“援助”一词，虽然也有好意，但也含居高临下的意思。在全球化的今天，并不是简单的谁施舍谁的关系。与之相反，我们与“伙伴国”一同合作，共同制订发展目标，然后再携手共同实现目标。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经表示，德国没有足够实力援助建设大型基建工程。这也是德国近年来援助非洲时，更注重价值观的原因？您是否也能够在这个领域讲述一些成功的实例？

我们当然还是有实力去建设这些基建项目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而已。这还是有所区别的。德国的工程师，德国的建筑师，在全世界的港口、机场工程中，都能见到他们活跃的身影。
而在良政领域，有许多实例。比如刚才提到的，帮助加纳实行资金流向透明化。又比如在蒙古，开展资源经济合作，帮助它们在颁发采矿许可权时，实现透明化操作。国家在颁发采矿许可时，是能够赚钱的。如果不知道究竟谁持有采矿许可证时，这些许可证就有可能像股票一样被倒卖。这并非蒙古政府的初衷，他们原本是想用这些钱投入民生，投入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之中。我们在政府制定方案时，就提供帮助；也同他们的审计署展开合作，从而更好地进行监管工作。我们也为他们政府提供咨询，以实行有效的税收制度。当然，最终还是由当地官员制定具体的税率，但我们可以帮助它们，告诉他们怎样实行有效的税收体系，怎样从公民及企业手中征税，从而让这些税款最终通过公共财政用于广大民众。

部长先生，谢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

采编：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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