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一个视任何批评为对其内政干涉的国家的人权状况呢？用制裁的方式，严厉的词句，还是公开的对话？

德国总理施罗德想做一种全新的尝试。1999年11月，他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总理朱熔基提出进行法制国家对话的建议。学法律出身的施罗德考虑到，与其每次访问中国的时候都向中国递交在押政治犯名单，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如与那里的政治家、律师和学者就法制国家的问题展开全面的讨论。

不过，本周二在北京结束的第三届德中法制国家研讨会却可能令施罗德及其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失望。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确定贷款信誉、改善对企业和公民的法律保障。在会上讲话的专家却几乎没有听众。只要外交礼节允许，中国的官方人士就提前退席。剩下的只是少数几位对研讨会论题感兴趣的学者。

这并非偶然。中国虽然同意与德国展开法制国家对话，但是并不想坐下来听德国人的说教。他们只是想给德国的谈话伙伴留个面子。因为中国知道，来访的德国人必须谈人权，否则他们回家以后就会被反对党骂得狗血喷头。施罗德想展开静悄悄的对话，而不是大声地对中国发出批评，中国人对此表示赞赏。

不过，中方也要向德方显示，他们其实对德国伙伴要说的并不感兴趣。因为德国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试图说服中方放弃的正是中国政府想继续实行的路线，那就是将法律变成政治的工具。中国虽然不断推出新的法律，但只是在向外界展示更多透明度的时候，或是不得不接受国际标准，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只要中国实行一党专制，那么每一项法律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工具。因为共产党是置身于宪法之上的。只要北京政府不打算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任何将中国变成法制国家的尝试都将是徒劳。

前不久，大赦国际对德国红绿政府的中国政策做了一个总结。他们得出的结论令人悲哀。据此，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红绿两党联合执政期间继续恶化。大赦国际提到了中国大量的死刑判决以及对工运领袖、法轮功信徒和新疆维吾尔族独立运动成员的大规模逮捕。此外，中国仍然在实行所谓行政拘留，也就是说，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异己分子投入监狱，时间最长可以是3年。

参与法制国家对话的机构对该项对话的真正效应也表示怀疑。南京的德中经济法研究所就抱怨，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实现中方合作伙伴真正感兴趣的项目。

也许今后应当放弃政治对话，将资金投到对法官、律师和监狱管理人员的培训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