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有时候怀着妒嫉的心理望着法国——因为那里没有“后继无人”这个问题。法国“费加罗”报不久前骄傲地宣称：“我们有六千二百万法国人” 。正当德国人口在减少的时候，法国的人口在增长。今天法国的出生率在欧洲居于首位，年新生儿超过至少有八千二百万人口的德国。

这种人口发展上的不同有许多原因，各自政府的人口政策肯定是其中之一。但有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积极推动“人口政策”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政权覆灭之后曾经是不合时宜的。完全不同于法国：那里，查理•戴高乐总统曾向他的国民要一千二百万婴儿——法国人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纳粹的种族狂

这种人口政策在纳粹统治终结之后的德国是不能想象的。“柏林世界人口和全球发展研究所”的莱纳尔•科灵霍尔茨解释道：“我们的纳粹主义历史给这个题目涂上了一层种族研究和种族意识形态概念的色彩，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凡涉及到这个题目的争论，都特别小心翼翼。”

这种畏惧在所有的从前曾受法西斯统治的欧洲国家里都可以感觉到，因为人口政策在那里曾经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统治别的民族，应该大量繁殖自己的民族。德意志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1935年在母亲节 那天的电台讲话就清楚地表达了那种杀气腾腾的种族狂：“您们大家都十分了解，德意志民族自从世纪交替以来直到前不久，出生率的下降多么令人担忧，这个令人感到悲哀的错误挑选和种族的混合的事实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因为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勤奋 的家庭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而与此同时，往往是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已经变了质的家庭却在无法阻止地繁殖，还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德国人在和异族结合。”

“女人的战场”

纳粹主义者实行他们意义上的人口政策。从1938年起，德国的有三个孩子以上的母亲都被授予母亲十字勋章。 阿道尔夫•希特勒把母亲身份称之为“女人的战场”，因为德国的女人应该为世界生产德国兵。纳粹政权希望通过经济刺激和在意识形态上对母亲角色的提升来唤醒尽可能多生孩子的愿望。

纳粹分子追求纯种国民的这种狂热是后来导致家庭政策成为忌讳题目的原因。战后时期德国的政治家们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人口研究家科灵霍尔茨说。“康拉德•阿登纳说过‘反正人们会有孩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也曾经说过，在居民的床上是找不到什么政治的，就连赫尔穆特•科尔和施罗德政府开始也不想在家庭政策这件事情上有所干涉。”

升高的意识形态温度

谁都不想推行人口政策，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起纳粹时期。直到前不久，这个问题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有人问，法国妇女之所以愿意多生孩子，是否是因为那里照顾孩子的条件特别好。这种新的辩论首先具有明显的物质原因——导线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危机。“今天，这里的社会保障体制危机和人口统计因素根本没有关系”，莱纳尔•科灵霍尔茨解释说。“这个问题，要从2015年起，当最后的生育高峰年份出生的人都退休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过去几个月中，这种辩论似乎被非意识形态化了。“全托幼儿园或者全日制学校照顾孩子的问题突然得到各方面承认，并且突然行得通了。”

在德国，这种新的坦率，即以务实的方式转向人口发展题目，是正面的。这种新的坦率性反面——在所有别的政治题目上都存在——是把这个问题进行情感化炒作的倾向。有不少时事评论家和媒体刻意渲染德国社会走上了穷途末路，同时他们使用了像“出生率崩溃”或者“生育罢工”这样的夸张的辞藻。因此，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强烈地警告德国人，“要降低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