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为何决定在四天之内连续演奏贝多芬所有的九部交响乐？

马祖尔：这不是昨天或者前天（决定的事），也和波恩无关。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是这样做的。那些认为自己受过音乐教育的人谈起贝多芬时总是说：'是啊，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然而，当深入细节时，他们总是把贝多芬（的作品）看成是休闲享乐时播放的音乐，而贝多芬本人（在这些人眼中）显然只是法国革命思潮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演绎者，并且是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而这正是我要连续演绎贝多芬交响作品的目的：让人们认识到，是贝多芬第一次创造了交响乐 -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件再放肆不过的事情。人们根本就不明白，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底是怎样的。这些作品是思想桥梁的和弦。对作曲家的认识让我们清楚地明白，这些作品向我们诉说的东西是何等的重要。

德国之声：一次性上演贝多芬所有的交响乐，对此您是怎样构想的？是不是有什么类似指导思想之类的想法？

马祖尔：当然有。在一个晚上上演第一、第二和第三交响曲自然是显得稍微有些"奢侈"，但从时间上来说，前两部作品本来就比较短，而在第三交响曲上贝多芬运用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形式。这正是我想通过演出展示的。晚上坐在那里听音乐会的人会准确地理解到，第一交响曲的轻盈、诗意、幽默等与第三交响曲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交响曲中对人性的表现 - 正如我们知道的，这本来是要献给拿破仑的，但后来贝多芬在怒火中将乐稿撕毁，因为他不愿意和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压迫他人的人为伍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作品的演绎者，我们对听众有着怎样的义务。一个听众不需要花两个小时仔细研读我们的节目单，实际上也没有哪个听众这么做。他们只是穿戴整齐，来到音乐厅，希望听到第一个和弦时就能感受整个作品的灵魂。我必须要说的是，我的乐团让我感到幸福。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感到认同，而世界上很少有乐团为此进行如此艰苦的工作。准备和排练工作让我们精疲力竭，因为演绎贝多芬的交响乐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轻率，我们必须严肃地演出。此外，我们也必须严肃地对待（作品中的）幽默，而且需要足够灵活，因为贝多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情绪会迅速地变化。这正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细节，这正是我们想要让听众体会的地方。否则，我们呈现的就是那个陈旧的、所有人都知道的贝多芬。

德国之声：在贝多芬身上，您今天仍能发掘新意吗？

马祖尔：一直都能。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和音乐家们对音乐的误读有关，而这就会带来问题。这个时候我就说："你看，这个地方之前我根本就没注意到。"有时可能仅仅只是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在特定的情况下起到的作用十分重大。比如，对于那些非常重要的独奏主题是怎样引起的，我们就一点都不知道。这中间就能让听众感受到（音乐的）魔力。

德国之声：怎样改变古典音乐演绎墨守成规的现状？

马祖尔：只有我们重新竖立自己的道德，竖立起对我们过去曾经拥有的东西的责任感。我完全不能接受今天还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将整个青春都花费在学习小提琴上。他拉小提琴可以拉得很好，但他的老师必须跟他说：'注意，如果你不能打动别人，那么琴拉得再好也不够。'有一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吉他手，我认识他时19岁。我听他演奏完之后就问他说，你不为乐队或者交响乐团演奏吗？他说，有人愿意为他写曲子。那么好吧。两年之后，在巴黎他和我演奏。我让他在我们的乐手面前演奏我曾经听到过的他的曲子，当时，最好的小提琴手说：'这样的曲子我没有办法演奏。'不单单是技术的问题，而是那种精神状态，它可以让音乐厅里的3000名观众从椅子上站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过去的音乐，很大一部分是非常伟大的作品，我们是被"允许"去欣赏并且演奏它们的。

德国之声：您怎样向今天的人们阐释贝多芬？贝多芬到底可不可以被阐释？

马祖尔：贝多芬的音乐包罗万象，他通过音乐表达了所有的人 - 不管他来自何方 - 的所有的情感。不管是《丢失一分钱的愤怒》还是《献给艾丽斯》这样的小作品都是如此。人们都知道，这是贝多芬的即兴作品，仅仅只是送给一位美丽的小姐或夫人。他整个一生都在恋爱，这点我们也知道。贝多芬生活中的悲剧就在于，他在创作第二交响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听力在减退。之后他写下了圣城遗嘱："哦，你们这些人啊！你们总认为我多么倔强，总认为我令你们不适。我只想告诉你们，我一直在受苦。"此外，可以总结贝多芬的人生的还有一封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信。这是他写给他的一位情人的离别信。现在，我们猜测，这个情人是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台布离茨时结识的两位情人之一。这封信没有寄出，而是作为文件保存了下来。当我在巴黎和我的乐团演奏第八交响曲时，我向他们说：'你们看，贝多芬花了大概十年写下了前八部交响曲，而在写下这封给不朽的爱人的信之后的十年里他没有创作任何一部大型作品。之后他写了《庄严弥撒》，然后是第九交响曲。我们要设想，对于一个这时已经完全听不到声音的人来说，这十年里会是怎样的心情。'他还能够指挥（第九交响曲）的首演，但是他背后还站着一个人，这样乐团和合唱团有所参照。因为贝多芬完全错误地站在那里，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是这样一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末尾仍然努力并且成功地向人类传递着自己的信息。他坚信自己受命于上帝。他没有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那样创作什么告别作品，这位受病痛折磨的、孤独的、不幸的人最后给人们留下的是"欢乐女神，圣洁美丽"。这就是伟大。这样的作品能够给予那些即使是不懂音乐而仅仅只知道听的人以力量，因为他们能感觉得到，这样的音乐充满了对困难的不屈，对哀怨和悲伤的克服，直到最后仍然反映着生命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