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无论是在医院里工作的还是自己开业的，他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助理医师，也有越来越多的高级医师，觉得自己是受剥削的。工作时间，包含大量报酬低微或根本没有报酬的加班时间，在许多诊所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同时对病人的身体和生命来说也是一种危险。

而医院的领导人们认为自己就是牺牲品。也确实如此：医院受到巨大的节约压力，如果他们不能以有限的钱来完成义务，医院诊所就面临关门的危险。医院被关闭，或者脱离地方或教会的保护伞纳入医院企业集团的麾下，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节省的压力下，仍然保留着的医院里，床位遭到削减，整个的病区遭到关闭，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一年比一年减少。

黄金时代过去了

缺金少银的政策同样让自己开诊所的医生受苦。那自己开业的医生想不富都难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时。今天，破产之鹫在许多私人诊所上空盘旋。虽然，医生们仍然跟以往一样在公众中享受着高度威望，但是，医院和诊所里的实际生活却是摧心的。前景是无望的。

此外，问题不仅涉及医院里和私人诊所里医生们的金融状况，而且也涉及医生们的工作。他们不仅要中他们的病人们的疾病做斗争，而且还不时要至少同样艰苦卓绝地跟官僚主义的繁琐规定搏斗。

医生流往境外

这就造成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告别我们的国家，到其它欧洲国家或美国去享受明显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仍然把他们的职业未来设定在德国的许多人，本周为了抗议，关闭他们的诊所，周三走上柏林街头。

医生们觉得自己被夹在了一个夹具里，一面是病人们的期望，另一面是政策规定的节约措施。这个早已在运行的发展过程的终端将是医疗服务的定量分配。卫生部长、各政党和医疗保险机构向居民许诺的事，医院和诊所的医生们越来越难以做到。这是把医生们逼上街头去游行的原因所在。

错误的框架条件

尽管德国的医疗运作从外部象是处于政治家们的野蛮操控之下，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框架条件发生了对这个行业来说剧烈的负向变化。多年来，有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义务的就业者不断地减少着，结果是，医疗保险机构的保险金收入大部下降，至少停滞。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医疗上的进步，它一方面使平均寿命不断得到延长，同时带来巨大的费用。再加上人口学上的发展趋势：不久后，德国就业年龄的人口将开始下降，国内的老年人人数将剧烈上升。这意味着医疗保险机构的收入变得更少，而对医疗保护的要求变得更高。

病人面对更大的负担

且完全撇开医生的收入情况不论，这意味着：德国和其它工业国内的医疗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假如病人要获得最好的治疗，开支的大大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医疗保险费也将大大上涨。而对于要承担一半医疗保险费用的企业们来说，这种事情恰恰是不应该发生，不应该落到他们头上的。因为增加企业负担也意味着拖经济的后腿。

前景是看得见的：落到病人们头上的负担将加重，以附加保险费或补充支付金的形式。或者，就是采取医疗服务定量分配的方向。政治家们的任务是，向公民们解释清楚，并比如说承担定量分配的责任。医生们反对政治家们作出资金上无法填补或者需要医疗业内来承担的承诺，就这点而言，医生们的抗议是有道理的。

（Karl Zawadz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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