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表述被写进了德国本届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它既涉及引导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又涉及德国的利益。而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一直强调的，更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

贝尔博克在许多与德国和西方有着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比如最近在韩国访问时，都称赞对方为“价值观伙伴”。同时，她在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包括强大的中国，也不避讳地提出批评，尽管这有时带来激烈的反应。中国外长秦刚在共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不需要西方来的教师爷教我们怎么做”。

有些人警告，中国对德国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这么对着干。哲学家、畅销书作家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播客访谈节目中说，贝尔博克的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实际上是“以对抗为导向的外交”。

另一些人则认为，贝尔博克为捍卫价值观做的还不够。例如对伊朗。伊朗裔德国人沙玛德（Jamshid Sharmahd）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女儿对《新奥斯纳布吕克报》说：“当一位德国公民被绑架、在一场作秀式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贝尔博克女士所说的‘严重后果’在哪里？”

权衡利弊

外交政策中哪个更重要，价值观还是利益？“两者无法清楚地分割”，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的非洲问题专家艾克霍夫（Karoline Eickhoff）对德国之声说，“当外交决策需要在价值观取向和自身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取舍的时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尤为凸显。”

哈勒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瓦尔韦克（Johannes Varwick）对价值观导向的外交持更为批评的看法。他认为这会“极大限制妥协的空间，而且收效不大”。他指出：“国际政治是艰难的利益平衡。这并不意味着无视侵犯人权、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但它需要技能和共情，需要基于其历史和社会政治发展对有关国家进行理解和评估。”

中俄不干涉他国内政

价值观导向的外交，并不是德国首创的。欧盟将“良政”（good governance）作为发展援助合作的前提条件，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则：获得援助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在诸如打击腐败、维护女性和少数族群权益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环境和气候保护上的投入。

而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俄罗斯向非洲国家提供武器，中国则在非洲修建铁路、港口和电信网络，获取原材料作为回报。他们不会过问当地的民主、人权。中国以这种模式在非洲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欧洲人。

欧盟和中国在非洲

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委托撰写的一份非洲对欧盟和中国态度的分析报告指出：“欧盟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自由民主模式具有优越性，而这明显受到中国模式的挑战。”由非洲作者主笔的这份报告写道，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尤其在非洲受到好评，非洲人感觉中国是个平等的伙伴，而欧洲人输出价值观则被认为“居高临下”式的。

艾克霍夫指出，非洲人认为欧盟在使用双重标准。“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一旦涉及移民政策方面的决策，欧盟对人权的承诺一再受到质疑。”

不过从长期看，哪一种模式更成功，还尚无定论。最新的“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显示，在一些非洲国家，与4年前相比，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力的看法更具批判性。

西方也看到了有关趋势。作为对其在全球南方影响力式微的反应，西方7国计划更积极地寻求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贝尔博克在今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G7外长会议上表示，将提出更多平等合作的倡议，而不是着眼于获取原材料或苛刻利己的合同。

联合抗俄

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价值观伙伴的理念备受压力。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表决中，不少传统上被归入西方的国家，例如巴西和印度，却投出了弃权票。巴西总统卢拉在不久前访问中国时甚至说，美国必须停止推动战争，并开始讨论和平，欧盟也该如此。德国总理肖尔茨访问过的巴西和印度，都未能成为德国的“价值观伙伴”。

瓦尔韦克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些国家要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时都对双标表达不满。没有人愿意被卷入一场由美国推动的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全球冲突。”不过他认为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做法有好感。

就连德国最紧密的盟友法国最近似乎也“出轨”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中国期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建议欧盟避免涉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欧洲必须警惕成为“傀儡”。在柏林看来，这是在向中国示好。

关键是保持可信

价值观和利益，二者在德国的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有其位置。仅仅由价值观或仅仅由利益主导的外交都是不存在的。在二者的权衡中，瓦尔韦克建议，人们必须意识到哪些是明确界定的国家利益，否则在“过强的价值观导向和道德化的言辞”之下，难免有“政治讨伐”的嫌疑。

艾克霍夫联系到欧洲与非洲打交道的问题指出，如果自己在当地的行为反映了相应的价值观，“那么你强调这种价值观取向”或许是有帮助的。她总结说 ：“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如果要成功，必须用高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要求伙伴国家改变其做法来满足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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