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堡迈入上海的最初，最难适应的是空间问题。到处都是人，没有安静的场所理清思绪。在路上，自行车与汽车抢道；在宿舍，15平米的房间非我独享－－还有一个德国室友。就这样，已经够算奢侈的－－中国学生的房间要住6到8人。

学生宿舍里有舍监，是保护还是监视？比方说，我用私人笔记本上网，便被认定是可疑行为。晚间时分邀约中国朋友，舍监也不请自到，无视我的个人权利。

六年前，作为欧洲人，我在上海算异类。大街上的人们指指戳戳：“老外！”如果离开都市去旅行，更会引起轰动效应。好奇的人们既看又摸，还与我合影留念。

在进口商品超市里，我的行动成为购物指南，我的购物篮是中国人的参照版。有一次，我用一种牌子的美国香波更换另一种，为周围至少十名妇女起了表率。后来我又改变主意，她们又忙乱不迭地奔向售货台。

当然，这些已是陈年旧事。如今的中国人见老外已是见怪不惊了，进口商品也没什么稀奇。比方说，德国啤酒随处可见，无需经营许可证。不过，菜肴还是中国的地道，美味、可口、千奇百怪－－我已经吃过蛇肉、鸭舌、凤爪，还有猪头肉。

就因为这张西方的脸，我曾经“触电”。在一次大学晚会上，我弹奏吉它，被人一眼相中：“不想在民族音乐节上露一手吗？”我当真去了，故作深沉地用中文高歌一曲。音乐节被电视台转播，面向东海岸地区的3亿观众。

随后不久，我还在一出肥皂剧里混一脸熟。这出电视剧讲的是清朝年间的故事，我扮演英国戈登将军，同义和团的中国教民作战。开播之后，我外出逛街时有了尾巴，几个尖声叫喊的中国女孩奋勇直追，索要我的亲笔签名。

同德国人不同，中国人办事缺乏计划性。几天不朝窗外看，又起了一座高楼。中国人交朋友的速度也同样让人窒息，殷勤来得毫无理由。大部分中国人热情好客，非常好奇，乐意同外国人交朋友。

后来我回到德国，朋友们必问的问题是：“喂，中国怎么样？”我除了“很棒”、“妙极”实在找不出其它的词汇。

（马克.布赫缪勒/芙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