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铁皮鼓”是在80年代首次和中国观众见面的。当时只有
1979年在北京歌德学院听过格拉斯朗诵的人才知道格拉斯。尽管文革结束后，人们对外国文学感到饥渴，但格拉斯的作品还是长期受到了忽视。

中国读者没有及时发现格拉斯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语言难以翻译，而且常常很粗鲁。格拉斯对性的露骨的描写也让出版者感到为难。到1987年中国出版社只出版了格拉斯的部分诗歌，翻译魏于青很早以前就读过德文的“铁皮鼓”，他对这种状况深表遗憾。

魏于青目前刚刚完成“鼠”的翻译，“比目鱼”其实是他最喜欢的格拉斯的作品，但他觉得这本书太厚，不适合翻译。他认为格拉斯作品中的画面虽然难于理解，但还是能给中国读者很多启发。

文学作品的译文通常不如原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谁要是阅读格拉斯的中文译本，就会发现原文的基本精神已经丧失殆尽。

1987年格拉斯的中篇小说“猫与鼠”的中文译本首次出版，在这部译文中，原著的大段章节都被删掉了。出版社删减了描写主人公自慰的所有段落。15年以后，中国读者和格拉斯的关系还是受到文学检查机关的影响。而且文学检查往往始于译者的头脑。

魏于青认为心理障碍只是格拉斯译者碰到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读者尤其是检查机关能够接受什么。介于这种状况魏于青建议选择中庸之路，毕竟译者不希望白干了工作，但他本人还是喜欢看原著。中国人热衷格拉斯，90年代，格拉斯在中国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几年内，“但泽三部曲”作为单本在中国发行。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书即被销售一空。中文译本“我的百年”首次发行时出版了2万本，后来被一再增印，这对中国国情来说，是很惊人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明年发行多本格拉斯的译作，其中包括“原野”，“蟹行”，“悲观者的叹惜”，以及部分散文和格言的精选。格拉斯的译者认为，格拉斯热是否会持续，要看他是不是会再来中国。

蔡洪军翻译了“我的百年”，他属于认识格拉斯本人的那一小部分人，提起有格拉斯在场的翻译工作室，蔡洪军总是神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