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这是一封来自平壤的邮件——发件人:林松镇教授，物理学家，激光光学专家。邮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已足够令人震惊：要知道，在朝鲜，任何能拥有电子邮箱，并被允许与其他国家联系的人都是受信于政府的。 

林教授向德国之声证实，他曾于2008年至2010年在柏林马克斯·伯恩研究所（Max-Born-Institut）担任客座研究员。而在那之后，“我通过这个电子邮件继续与研究所保持联系，并一起发表文章。”  

最后一次联合发表是在2020年夏天，文章刊登在一家公认的专业杂志上。而彼时，距离联合国要求其所有成员国停止与朝鲜进行科学交流已近4年。安理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朝鲜接触关键性敏感知识，并将其用于生产更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联邦宪法保护局警告无效  

德国是联合国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为何以非线性光学和短脉冲光谱研究而著名的马克斯·伯恩研究所却偏偏继续与朝鲜合作呢? 

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在2016年已明确发出警告称，尽管对朝鲜实施了全方位制裁，“仍能观察到朝鲜在持续努力获取西方技术，这其中就包括德国”。 

德国之声对此案进行了调查研究，最终发现，德国有可能违反了联合国制裁禁令，且此事本可以避免。这一事件开始令人们关注德国如何处理科研自由的边界问题。 

一系列的导弹试验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朝鲜的头条新闻：这个东亚国家从未像2022年这样发射了如此多的弹道导弹，与此同时，国内人民却在挨饿。数周以来，人们越来越担心朝鲜会开展其自2006年以来的第7次核武试验。 迄今朝鲜共进行了6次核试验，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 

这背后的算计是：朝鲜要通过武器技术展示其实力——保持军事实力对这个极权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切又需要科研和技术。 

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共通过了9项一揽子制裁措施，对技术转让和学术交流做出了严格限制。在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后，安理会最终于2016年11月决定，所有成员国暂停与朝鲜研究人员的科研合作。 

联合国呼吁停止一切合作  

该决定出自联合国第2321号决议，适用于跨学科，既适用于理论基础研究，也适用于应用研究。只有在医疗领域或经过个案评估后才允许出现例外。这是为了防止“两用”（民用和军用）科研知识转移。 

一位联合国内部人士告诉德国之声：“先进科研成果在军事上的适用性很难进行证明，其结果也很容易被否认或隐瞒。” 由于话题敏感，他不愿透露姓名。 

该消息人士将这种向朝鲜转移知识的危险性描述为“切实存在的危险”。他补充说，联合国的制裁禁令还包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远程协作以及联名发表文章。“有人担心，这种合作方式可能促进无形的技术转让，并最终服务于朝鲜武器计划。” 

中国第一，德国第二  

自2006年第一次核武试验以来，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无法理解朝鲜军事何以如此快速发展。人们推测，这其间必然是发生了有风险的知识转移。美国詹姆斯·马丁核不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考察了朝鲜从1958年到2018年间的国际科研合作。 

结果显示，在近1150项科研出版物中，作为朝鲜盟国，中国以900多份联合出版物独占鳌头。紧随其后的是德国，有139份出版物。 

单看过去十年，一个德国人的名字便会引起注意——马克斯·伯恩研究所研究员约阿希姆·赫尔曼博士（Dr. Joachim Herrmann）。研究人员在赫尔曼博士参与的几项合作研究中发现了军民两用知识转移的风险。 

马克斯·伯恩研究所是一间非盈利研究机构，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和联邦州进行等额拨款资助。“马克斯·伯恩研究所不开展任何军事研究，只进行基本的民用研究和与激光有关的研究，” 研究所管理层在回应德国之声的问询中这样写道。 

现已退休的物理学家赫尔曼自1992年该研究所成立以来便一直从事研究工作。德国之声联系上他并进行了电话交谈。但赫尔曼拒绝接受采访。 

两名在柏林的朝鲜人 

2008年底，赫尔曼博士和朝鲜物理学家林松镇在柏林相识。这位朝鲜客座科学家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奖学金资助。  

几个月后，第二位名叫金光贤（Kim Kwang Hyon）的朝鲜人来到马克斯·伯恩研究所，——他是拿着戴姆勒和奔驰基金会的奖学金来到德国。金光贤在此呆到2012年，并完成了博士学位。 

2017 年至 2020 年间，赫尔曼与朝鲜科学家共联名发表了9 项马克斯·伯恩研究所出版物。 林松镇参与了其中八项，当时还是博士生的金光贤参与了第九项。合著者署名中还出现了其他朝鲜人的名字——林教授让他自己的学生也加入了进来。 

  所有共同发表的文章均可供公开查阅。出版物涉及的都是激光技术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并非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实用目标。但这并不能排除研究成果日后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意见不一 

德国之声从10位独立的物理学家和裁军专家那里获得了对最新出版物的评估。六位物理学家对此意见不一：一半人认为研究成果不构成风险问题，另一半人则认为存在未来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能性。 

4位被征询意见的裁军专家则一致表达了担忧，尤其是前联合国监督对朝制裁专家小组成员古川胜久（Katsuhisa Furukawa）。古川的结论是：单独看论文可能没什么问题，但这种科研合作方式作为整体而言可能问题很大——“研究成果可能会加深朝鲜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并将这种认知最终服务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对此我深感担忧。” 

古川认为，赫尔曼与朝鲜研究员的合作“很可能构成了德国违反联合国制裁的行为”。这位前联合国雇员建议对此进行调查，并补充道：“至少我认为，德国政府和马克斯·伯恩研究所对联合国的制裁执行不力，或者可能故意无视联合国的制裁。” 

在德国依靠个人自觉  

在德国，科研自由受宪法保护。研究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和项目而免受政治干预。但这种自由里也包含了责任。 

事实上，研究人员自身有责任去确定可能出现的“军民两用风险”。如果对于研究内容是否会被合作伙伴应用于军事领域存疑，应联系联邦经济与出口管制局(BAFA)。后者会对项目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联合研究进行调查。但调查建议需由科研人员一方提出。 

而一旦牵扯到联合国制裁的实施问题，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只有当成员国在本国内部以具备法律效力的方式实施制裁时，制裁才会生效。就德国而言，这就涉及到欧盟法律和本国法律。 

一般像马克斯·伯恩研究所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在欧盟内部获得批准。但由于研究应用领域的界限往往很模糊，因此当涉及到制裁案例时，无需批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免除审查。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向德国之声证实他们会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评估其是否需要审批许可，在界限模糊问题的界定上也非常乐意提供帮助。伙伴国的人权状况也会被纳入评估标准。 

但马克斯·伯恩研究所从未联系过该部门，因此，也从未进行过个案评估。 

研究所认为联邦政府负有责任 

2020年，在联合国收紧对朝制裁近四年后，赫尔曼博士与朝鲜科学家共同发表了最后一份研究所出版物。在答复德国之声的书面声明中，研究所解释说，之后科研上的联系是“自愿”终止的。原因是“董事会对朝鲜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感到担忧”。研究所不再与朝鲜政权的代表合作，甚至希望连同可能出现的合作迹象一起避免。”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么晚才采取措施。从研究所的角度出发，主要过错方在联邦政府。研究所认为联合国要求终止与朝鲜所有科研合作的决定“并未在德国得到实施。我们也从未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有关中断与朝鲜的科学联系的要求。“ 

联邦政府反驳责任在己 

德国联邦议院绿党成员兼研究委员会主席凯•葛林（Kai Gehring）不接受这一指责。“这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接收信息的问题。学术界如果有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机制，我不能不感到非常纳闷——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 

科学交流可以成为与专制政权对话的重要渠道，以推广自由价值观并致力共同解决全球问题。但葛林强调，在朝鲜问题上，科学外交的红线早就被越过，“朝鲜是绝对的专制国家，是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当科学家成为极权的一部分  

曾与赫尔曼一起从事科研的林松镇和金光贤，虽然一方面拥有科学家的身份，但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朝鲜极权体制的一部分——不管他们喜欢与否。 

林松镇目前在金日成大学任教，金光贤在朝鲜科学院任教。这两个精英机构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武器计划至关重要。联合国前官员古川证实，联合国已经对这两个机构“多次违反联合国制裁”进行了调查。 

回到朝鲜后，林松镇还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的同事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最近的一篇是在2022年夏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虽然也进行基础学科研究，但该学院实际是以核武器的开发和试验而著名。 

金光贤则将朝鲜2016年1月的第四次核试验称为“里程碑”事件。当时，他对官方媒体《平壤时报》表示:“我决心以国防科学家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来推进科学研究，以完成最高领袖(……)布置的任务。” 

科研自由的界限在哪里 

这个案例得出的结论是苦涩的：尽管联合国明令禁止一切对朝科研合作，但在德国却没有人对马克斯·伯恩研究所-这样一个享受国家财政资助的机构，与朝鲜的合作提出质疑。相关参与人员之间的沟通明显不足，科研领域的风险自查失败了。 

即便在对朝制裁这样明确的案例中，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存在疏漏，足以表明整个体系存在弱点。联合国制裁专家古川呼吁，“科学界和国家安全当局之间必须有更密切的合作。” 

然而柏林方面仍不愿设置红线。但这正是明确界限的意义所在：科研自由应当将边界划在哪里，在朝鲜、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独裁政权有可能对其加以利用，以服务其专制统治的情况下？ 

鉴于当下的对乌侵略战争，德国与俄罗斯的所有研究合作目前全部被搁置，与中国科学界的合作也备受争议。德国在科研领域，仍没能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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