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初，即2020年4月，来自基民盟的时任联邦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少国家性的防疫措施将会引发极大的争议性。背景报道：打新冠疫苗落下重疾，在德国到底有多少？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国家卫生政策和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早在过去就已常常引发德国人的“过敏反应”。例如150年前，也就是1874年4月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全国范围内的天花疫苗接种义务法案。

新成立的帝国议会召开了五次会议，对是否进行天花疫苗的强制接种进行了激烈辩论，当时天花疫情在德国已经非常严重。那时正反方所持的观点几乎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支持者认为，在医疗紧急情况下，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须限制个人自由。而反对者则警告称：国家无权对个人的身体进行干预。此外他们还提到了疫苗的副作用。

直到19世纪，黑死病、霍乱、结核病、白喉以及麻疹等传染病仍是全球范围的头号死因。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洲夺去了2500万人的性命，也是国家实施疾病防控政策的开始。意大利商业城市拉古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都制定了防疫措施，这些措施对公民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局将感染者隔离在瘟疫医院中。船只上的旅客必须接受隔离检疫。边境关闭贸易暂停。未感染者也不能去教堂、参加节庆或集市这些人群聚集场所。葬礼亦被禁止。

天花一再给人们带来恐惧和死亡。但其实早在公元前，印度人和中国人就已经通过观察推测控制这种传染病的方法：感染过一次的人在病愈后会获得终生免疫力。让健康的未感染者接触弱化的病原体，也能产生同样的免疫效果。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成功地利用牛痘病毒发明了天花疫苗，挽救了无数生命。

从那时起，欧洲国家开始了疫苗接种计划。普鲁士最初只是为依赖政府援助的个人规定了强制接种义务，但巴伐利亚和巴符州已分别于1807年和1815年开始实施疫苗强制接种。

1835年，普鲁士收紧了接种政策：强制疫苗接种适用于天花疫情爆发期间；依赖政府救助和雇主支持的人群有疫苗接种义务。所有人都被建议接种疫苗；对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一旦患病，家长将面临处罚。然而，这并没有给情况带来改善。1833年，每年大约有8000人死于天花，这个数字在1866年增加到了约12000人。1870/71年的德法战争再次引发了疫情。

德国军队中，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强制疫苗接种，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低；相比之下，同一时间，法国士兵的死亡率则明显较高，这也成为时任帝国总理俾斯麦的一个重要论据，以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制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义务法案以183票对119票通过。该法案规定，二至十二岁的儿童都有两次疫苗接种义务。若孩子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未接种疫苗，父母和监护人将面临罚款或最高三天的监禁。

1869年，第一个反对疫苗组织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成立。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疫苗协会成员达到了约30万。然而，反疫苗人士仍只是少数派。拒绝接种疫苗人群的比例从1876年的约6%下降到上世纪末的约2%至2.5%。

1900年，帝国议会还通过了《帝国传染病法》（Reichsseuchengesetz）。制定了针对麻风病、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鼠疫以及天花的防控准则。成立了帝国卫生局，并建立了医疗统计。通过法定尸检以及对传染性疾病的报告义务等措施，旨在及时发现疫情。 

1976年，联邦议院废除了天花强制接种义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病毒已基本被消灭。
 

（天主教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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